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新诗史怎样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另一层是“两岸”的学人如何对待新诗史的写作。

　　先谈后面一个问题。

　　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还是文学史生产大国，这个情况的产生，和大学教育、学术体制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重写新诗史》，说首先是要有新诗史，然后才能讨论“重写”；那时候，新诗史确实不多。十几二十年过去，大陆学人编写的新诗史已成批涌现，成果斐然。

　　相对于大陆这边在著史上的“或老骥伏枥，奋不顾身”，我当是属于“老骥”的那一类。相比起来，中国台湾的同行却显得相当沉寂。记得2005年8月举行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台湾学者孟樊、杨宗翰宣布了他们合著“台湾新诗史”的计划，并公开它的结构大纲。因为关切这部著作，十年来我常在网络上搜索，标示的总是“撰写中”三个字。造成这个情况，杨认为主因之一缘于“集体合撰式的文学史观点应该统一”这一迷思在作祟。这当然有道理，但其实应有更广泛，也更重要的原因在。其中的一项是，诗史撰写不论是台湾部分单独论列，还是与大陆、香港等地集合评叙，在诗歌史观念、架构、体例，以致起源、断代分期、传承、诗质与诗形等方面，都离不开台湾诗歌的定位。

　　另一原因是，诗歌史撰述与学术、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杨宗翰用“在野性质”来描述台湾的诗歌史、文学史研究与大陆的“最大不同之处”，他说，台湾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还未被教育机构“彻底收编”，因此，就较少出现“注重体例、叙述、结构、配置是否符合教学上的要求”的撰述。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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