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作家最难的，是保持心灵的强度。

　　前几天一作家朋友来，又谈到莫言获诺奖的事情，她的观点跟许多人一样，认为莫言不该获奖，因为“语言太差”。他们都看不到莫言心灵的强度，而且一直保持那种强度。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作家最困难的事情。关于语言，当一个作家有江河水一样的内心要表达，内心本身就构成他的语言。那些文体感很强的作家，当然也是好作家，但通常，这样的作家玩味较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着一小段甘蔗，一辈子在那里嚼，甘蔗上早就只剩自己的口水，可他们还说自己的甘蔗比别人的甜。写作如果成为一种事业，这种事业是生活，而不是文学。当下，不少作品基本丧失了描写的能力，作家将描写变成“叙述”，认为这是文学的法宝，或者说是唯一的文学，这其中潜在的巨大危机，很少人注意。

　　她又说到莫言的诺奖受奖词写得太差。人们习惯于认为莫言写得那样拉拉杂杂，渣渣草草，是迫不得已，是一种回避和策略，从而原谅他，其实根本不值得原谅，海明威写的受奖词，只字不谈政治，只谈作家和文学，千来字，成为千古名篇；帕慕克写的受奖词，《父亲的手提箱》，同样不提政治，却写出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根本理解。这证明莫言不是策略，而是只能写成那样的水平。莫言让译者葛浩文可以随意删改他的作品，而人家帕慕克，有中国翻译家想找好的英文译本转移，帕慕克坚决不同意；你只能从他的母语土耳其语翻译，否则就不要翻译，这才是一个大作家的气派和尊严。——对此，我是认同的。

　　92

　　在艺术中表达道德，之所以不可能是枯燥的，是因为道德中蕴含着深邃的情感魅力。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标准，绝不仅仅是说教。我们看一棵古树，看一幢古建筑，不只是看到它的形态，还有情感。情感、灵魂、人性等等，几乎不随时代而变。由此，将这些东西作为表达核心的艺术，从古至今走着重复的道路，就像情感和人性本身走着重复的道路。

　　93

　　乡镇上那些低等茶馆里，烟雾弥漫，麻将声声，他们不是在赢钱，是在打发无聊。城市里那些高级会所里，装饰豪华，格调清雅，人们争相谈论着各类有趣的话题，他们不是在探讨什么，是在打发无聊。在某个著名的茶社，一排人坐在沙发上，面前跪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子，为他们泡功夫茶，茶壶茶杯茶匙捣来捣去，他们不是在品茶，是在打发无聊。写几笔字，画一幅山水，弹几声古筝，他们不是在追求什么，是在打发无聊。一男一女心神不安，眉来眼去，恨不得立即就能拥吻，他们不是在渴望爱情，甚至也不是在渴望肉体，是在打发无聊……凡此种种，都有个统一的名字，叫“无聊”。区别只在于，有些人把无聊搞得太当回事，太隆重。叔本华说，人类为了打发无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真是说到位了，是货真价实的悲天悯人之语。把无聊越当回事，搞得越隆重，付出的代价越高。

　　唯有那些重视内心生活的人，才可能挣脱“无聊”的枷锁。

　　94

　　有这样三种文学：

　　一是不要与现实碰。泰戈尔、艾特玛托夫、冰心等。他们固执地守住童年，尽情地去幻想，有小小的寂寞和小小的忧伤，但那不是现实给予的，而是幻想给予的。

　　二是不能与现实碰。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家如此。他们描写的人物，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成为一地瓦砾。即便不粉碎，也是苦难丛生。

　　三是与现实碰，碰碎之后却又变得更加完整。

　　以上三种，都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最伟大的是第三种。这是托尔斯泰的文学。这种文学指明了一个事实：人类有如此多的罪恶，为什么还能代代相续？在人类巨大的染缸里，为什么还存留着纯洁、高尚和美好？托尔斯泰力图把人引向高贵，他的小说，与荷马、歌德的写作一样，具有无上的庄严感。他让每个人物都获得尊重，每部作品的整体，都有教堂般的恢宏。

　　95

　　从本质上说，作家是一个劳动者，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都有职业的崇高感。作家尤其应该有。近百年来——在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写作修辞、技巧和叙述方法，变得格外丰富，但披沙沥金，我们发现，高居云端的，依然是《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一类的小说，这类小说让我们充分理解了雨果的话：比大地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正因为有那种心灵，狄更斯写一个坏人，也写得让你心疼，托尔斯泰写一只鸟，自己先到鸟的身体里活一遍。作家要博大和丰富自己的情怀，情怀有了，思想就跟着有了。我们经常说作家的思想深度，其实作家的思想深度就是他的情感深度——我们跟自己生活的时代，跟脚下的大地，跟大地上的人民，是否有连血带骨的联系。

　　96

　　李陀问：“我觉得19世纪的文学超过20世纪，你觉得呢？”

　　20世纪80年代，格非、余华等一大批先锋小说家，是李陀首先为他们鼓掌，他以大量充满力量的文学批评，成为先锋文学的旗手。现在却完全颠倒了看法。

　　对他的问题，我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说：19世纪的文学塑造人物，20世纪的文学不塑造人物了。他们把塑造人物的手段，合盘送给了通俗小说家。

　　又说：《百年孤独》就是马赛克，没有人物。

　　我说：20世纪的文学是观念文学。同时，塑造人物，也可能不是文学的唯一任务；文学发展到某个阶段，塑造人物还可能不构成最重要的任务。何况现代人本身就符号化、扁平化了。

　　李陀现今常住美国，两个月后，他从纽约来一封信：

　　“你同意19世纪的文学总起来说（不可能全部）成就高于20世纪文学，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能如此看的人少而又少，不要说一般人，一些很近的朋友听我如是说，也是很疑惑，那怀疑明显写在脸上。至于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说起来又很难说明白，让我很苦恼。其实理由很简单，到21世纪了，也该回头看了，到底这200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好东西，到底哪些经验和观念对我们今天更有用？难道这不需要思考吗？为什么很多人想不明白？你让我增强了信心，毕竟道不孤，还是可以找到能想到一处去的朋友！你说‘托尔斯泰他们的写作，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写作难度，托尔斯泰面对一堵墙的时候，不是装着看不见那堵墙，也不是聪明地绕过去，而是把墙推倒，让这面和那面打通，让光明扑面而来。’——说得太对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也正是这样，就看我们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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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有篇文章，说大陆有几个作家去意大利，到了古罗马斗兽场，他们谈论的居然还是官场中事，龙应台认为这样的作家真是不可救药。

　　龙应台其实是大惊小怪了，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听作家们既谈论官场中事，也谈论各自的级别，什么正处、副厅、正厅之类。

　　有回范稳说，他的《水乳大地》出版后，去北京开了个研讨会，那天正值陈良宇被抓，研讨会结束，吃午饭的时候，所有参会者都忘了他的小说，都谈论着陈良宇被抓的事情；甚至在研讨会期间，评论家们出去抽烟的时候，就已经转移了话题，谈论着陈良宇了。

　　作家和评论家们对政治新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文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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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英国赫德福德郡圣奥尔本斯的村落“斯皮尔普拉茨”，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裸体主义者阵地，已有85年历史，日前首次曝光。乍看之下，斯皮尔普拉茨农庄与伦敦市的任何一个居民区没什么不同，但这儿的生活确实与众不同，那些修建平整的草坪和灌木丛中，生活着的是群一丝不挂的人。82岁的伊索尔特·理查森在村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在她看来，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都过着正常生活，只是侥幸住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送奶工人、报童、邮递员和商人等各式各样的人知道我们，并且接纳我们，他们并没觉得有什么困扰。”

　　我看过一组这个村子的图片，男人女人，身体都丑得心惊肉跳。

　　为什么那么丑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的身体本来就丑。二是因为不穿衣服，便不再担心衣服穿得不好看，失去了塑形的热情。由此看来，长天白日裸体示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皇帝坎德洛为了证明自己的妻子艳压群芳，对盖斯说：皇后每晚都有个习惯，脱掉衣服，放在椅子上——椅子就在通向房间的门口，你躲在门外就可以看到她。那晚盖斯去了，正如皇帝所言，皇后走到椅旁，逐件去衣，直到一丝不挂，盖斯深为惊叹。皇后抬头一望，见盖斯藏在阴影里，尽管她一言未发，却浑身颤抖。第二天，她把盖斯召去，加以折磨，然后对他说：你该因偷窥我而死，否则你就杀掉侮辱我的丈夫，对他的皇位取而代之。于是，盖斯武装夺位，娶了皇后，统治利西亚二十八年。

　　这个故事我一点也不喜欢，是不喜欢那个皇后。

　　她丈夫没经过她同意，请别的男人偷看她的裸体，固然不对，但说实在的，她的裸体没那么重要——重要到要杀人。她多半是本就厌倦了丈夫，便找个借口，让盖斯将丈夫除掉。

　　我将斯皮尔普拉茨农庄那则新闻放在前面，把皇后的故事放在后面，是想说明，这位皇后的裸体很可能也不好看，只因没裸成日常，盖斯才惊叹。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把裸体神圣化，是不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等级制度的需要。用衣装划分等级。如果都脱光了，大家都一样——都不好看。

　　从这个意义上讲，斯皮尔普拉茨农庄里的人们，倒是比用衣服装饰的人更好看些。

　　99

　　诸葛亮在隆中时，就知三分天下，可蜀国建立后，他却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对孟获之战且不说，六出祁山全是做无用功。他也知道是做无用功，但他有个理由：“受先帝托孤之重。”这句话很厉害，一言既出，便如泰山，压在后主刘禅身上。而诸葛亮偏偏喜欢说这句话。诸葛之后是姜维。在并不太长的时日里，姜维八次伐魏，八次都是做无用功，他照样知道是做无用功，但他同样有个理由：“受丞相重托。”这句话照样厉害，让刘禅无以却之。

　　所谓“匡扶汉室”，对诸葛亮和姜维而言，都不构成真正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在征伐。唯有征伐，他们才有存在感，也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成就自身的光荣。

　　这是他们个人的事，不是蜀国的事。

　　考察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如此，把个人的事当成国家的事。但最终买单的是国家。我不相信有统治者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搞烂，也不相信有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疆土上国库空虚，白骨累累，“民皆有菜色”；不会的，他们只是将个人理想置于国家和民众理想之上。

　　其深沉的底子，当然是皇权：我之外，一切为我所用。

　　接下来，他们消灭除他们自己之外的个人，个人不存在，只有群体。

　　没有那么鲜明的个人理想，讲求无为而治的国君，便成为历史上的明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歌颂的不是劳动和生活，而是明君。

　　《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政治书、军事书，也是一部杰出的小说。里面塑造的诸多人物，有“说头”，这是杰出小说的标志之一。还有它的结构，大江大河般浩瀚的人事，娓娓道来，自成景观又方向清晰。曾有人不屑于《三国演义》的结构，说那是从话本和评书中来的，故事和人物都有，罗贯中只是写出来就完了。这显然是不懂得小说结构的奥妙和难处。再就是书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也十分先进。我念书时，文学史都讲《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可稍有判断力的人就知道，所谓尊刘贬曹，只是罗贯中的障眼法，维护正统，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容，却并非他的真实思想。看他写刘备：

　　张鲁要犯西川，刘璋听张松鼓动，欲接刘备入川为援，正商议间，黄权自外突入，汗流满面，大叫：“主公若听张松之言，则四十一州郡，已属他人矣！”刘璋不听，帐前从事官王累又谏：“张鲁犯界，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第六十回）

　　——这是借他人之口评说刘备，结果也完全得到印证。

　　关羽为吴所害，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对此，赵云处在很尴尬的地位，可他还是劝谏：既要匡扶汉室，最大的敌人便是魏，不是吴，为报关羽之仇而如此这般，是因私废公。赵云的原话是：“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的回答是：“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第八十一回）赵云之言是大义，但刘备不从大义。

　　——这是刘备的胸怀。

　　这回伐吴，诸葛亮没跟去，刘备所布战阵，依傍山林，绵延七百余里。马良觉得不妥，要画成图本，送达丞相，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第八十三回）而他“颇知”的兵法，曹丕听了是仰天大笑，说：“刘备将败矣！”且预言“旬日之内，消息必至”。（第八十四回）果真被陆逊火烧连营，大败逃窜，半途亡故。

　　——这是刘备的军事才能。

　　至于刘备的伪善，书中俯拾皆是。作者并不喜欢刘备，更没有“尊刘”，第一百一十七回结尾云：“试观后主临危时，无异刘璋受逼时。”

　　——这是作者直言自己的态度。

　　《三国演义》的好处，是它呈现了大量的“事实”，后世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只说它是一部杰出的小说，没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罗贯中没有写出人的罪恶感。如果说他写过，也只在关羽死后：

　　却说关公一魂不散，荡荡悠悠，直至一处，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净……是夜月白风清，三更已后，普净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一齐按落云头，至玉泉山顶。普净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麈尾击其户曰：“云长安在？”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

　　这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提及人的罪恶感。

　　如果关公没有那一点“悟”，便没资格升天为神，四时享祭。

　　世间之人，许多都没有罪恶感，但作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必须有。《三国演义》即使有，也太稀薄了。某些地方貌似写人的罪恶感，其实是写因果报应。

　　此外，它还没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书中写了那么多战马，我竟没有听到一声马的嘶鸣，没看见一匹马受伤挣扎的情景，也没看见它们的死亡之状。它们只是道具。

　　这真令人遗憾！

　　100

　　《水浒传》里，为什么林冲写得最好？是因为写出了林冲的恐惧。

　　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林冲承认这个敌人的存在，所以他的感情我们能理解，他的处境我们很同情，他的被“逼”上梁山，具有比其他人宽广得多的社会内涵和人性深度。

　　宋江也不错。宋江的人生理想是大众型的，是一个小吏的理想，可酒后却题反诗。写宋江，是和写林冲反着来的，共同点是都有恐惧，尽管恐惧的内容天悬地隔。宋江上梁山，可以看成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步骤。他本有机会主动投奔梁山，而且确实去了，却又让他弟弟写书来，说父亲死了，速回奔丧。结果是被捉了，发配江州牢城。这样写，不是为了就此引出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等人（要编出一个故事引出一群人，实在简单），而是为了让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反诗，也为了让晁盖等人劫法场——宋江被“劫”上山，和他主动投奔去，是大不一样的。“劫”，是宋江的排场，为他后来坐镇山头，作了隆重铺垫。

　　宋江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好，是他的一致性。

　　林冲在小说中的好，是他的相异性。

　　林冲是发展的人，宋江是曲折的人。

　　他们都是恐惧的人。

　　而《水浒传》之所以被传颂，很大程度是因为，除林冲和宋江外，梁山英雄们几乎没有恐惧，千秋万代的读者，都想从他们身上窥视人生和人性的乌托邦，并在幻梦中释放自己。

　　虚伪是梁山英雄所不齿的，但里面并非没有虚伪的人。

　　比如菜园子张青。

　　武松因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被押去孟州服刑，路经十字坡，差点被孙二娘麻翻，做了黄牛肉卖，或剁成馅儿做了人肉包子，因武松的警惕，孙二娘未得逞，还被武松痛打，张青去村里卖包子回来，得知踏住自家老婆正待挥拳的好汉，正是在景阳冈打死老虎的武都头，纳头便拜，好言救下老婆，并开始埋怨，说：“小人多曾分付浑家道：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则恁地，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姓鲁，名达……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又分付浑家：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不想浑家不依小人的言语，今日又冲撞了都头……”

　　在武松们听来，张青这话是很动人的，其实是虚伪的，是伪善。

　　浑家既然那么不醒事，你又何必天天离了店面，自去村里转悠？十字坡这地方，是交通要道，来往人多，生意也好，你尽可请个火家去村里零售。他非要自己去，就是有意避开。碰上了，能救一个就救一个，救不及（比如那个头陀），也就算了。当然基本都是碰不上。

　　他自己留下好名声，坏名声都让老婆去担。

　　后来，武松在快活林杀了蒋门神，又杀了张都监一家众口，只好躲到十字坡去。但追捕甚急，武松怕连累张青夫妇，想走，张青立即安排酒食送路，其情形，很有些让武松赶快走了干净的意思。孙二娘却站出来，指着张青道：“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因为武松脸上有金印。孙二娘拿出那个头陀的行头，把武松扮了，金印遮了，才放他去。此处绝不仅仅是写女人比男人细心，它写的是孙二娘比张青有心——有真心。

　　梁山好汉里，最可厌的人物并非宋江，而是李逵。这个人最没有价值感。但对文学有价值感。他代表了一种乐趣：恶之乐，杀人之乐。有人把它当成最高的乐趣。二战时期，有些日本官兵就如此。当然不只是日本官兵。人言，善的反义词并非恶，而是伪善，因而觉得李逵好于宋江，金圣叹也说李逵是“真人”，并因此对他有喜爱之意。我认为这是一种情绪上的表演。人在自我行进的过程中，有三条道路：善，恶，伪善。伪善是对善的伪装，是对恶的掩饰，虽偏重于恶，却是由善至恶的中间状态，它让这个世界能够表面维持。“真人”有很多种，我想杀人，而且毫不遮掩，真是真了，却也在恶的洞窟里加上了无耻。这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黑暗。李逵长得黑，江湖绰号黑旋风，石碣天书名之天杀星，都是作者赋予的象征。我们之所以讨厌伪善（比如讨厌宋江和张青），却原谅真实的恶（比如原谅李逵），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自己是伪善的，便以讨厌的方式把伪善跟自己撇清；二是我们遭遇的大多是伪善，它贯穿了我们的生活，真实的恶却极稀罕，一旦遭遇，就有灭顶之灾。这就是为什么恶魔横行之际，人们都渴望过上以前的日子——本来认为是不好的日子，充满伪善的日子。这时候，无论是谁，即便是宋江，人们也会遣夫送子，拥戴他收拾江山。

　　回过头说武松。

　　我是从武松身上，感知到水浒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孤独的人。

　　张都监要赚武松，先假意看觑，邀武松同席吃酒，席间，唤出一个心爱的养娘，名叫玉兰，叫玉兰唱曲，玉兰手执象板，道了万福，顿开喉咙，唱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别处看这首词，该不下数十回，但从没在这里看理解得深。这是东坡写给兄弟的，而武松正横死了相依为命的哥哥。其情其景，让人潸然。难怪武松要喝得大醉。

　　醉后即被赚了，不仅赖武松行盗，刺配恩州牢城，还要在飞云浦结果了他。武松搠死杀手，提着朴刀，径回孟州城里来，“进得城中，早是黄昏时候，只见家家闭户，处处关门。”读至此，孤独感剔骨浃髓。

　　水浒中，英雄好汉并不多，相反是地痞无赖多，但他们都沾了武松的光，也沾了林冲和杨志的光，让后世读者看到了他们身上穿透万古的孤独。

　　《水浒传》写女人写得不好，作者笔下的多数女人，要么是荡妇，要么像男人。似乎只有林冲的女人，徐宁的女人，算得上正常的女人，此外金翠莲也算正常，但这三个女人都没有独立价值，前两个女人只是为了表现她们的男人，尤其林冲的女人如此，后一个只为表现鲁达。稍有独立价值的女人，就是：要么荡妇，要么男人。最具有独立价值的潘金莲，她挑逗武松和后来西门庆挑逗她，她表现出的性格是不一致的，行文是不协调的。如果潘金莲没挑逗武松多好！那样她就能被理解，也能部分地被谅解——当然艺术人物不是要你谅解。

　　《水浒传》第34回，写到一个去处，叫对影山，“两边两座高山，一般形势”。

　　这句描述，或者说这段构思，非常重要。那是写到秦明被赚上清风寨后。秦明遭宋江、花荣等人捉去，被灌得大醉，夜间，宋江、花荣等人，令小卒似秦明模样的，骑着他的马匹，戴着他的头盔，横着他的狼牙棒，直奔青州城，将青州烧做白地；“一片瓦砾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因此，官军以为秦明已反，结果了他的一家老小。待秦明回去，迎接他的是高拽的吊桥，是擂木炮石，是雨点般的弩箭，是挑在枪头上的妻儿的首级。秦明无路可走，又被宋江等迎上山，宋江道了原委，秦明说：“……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与高俅、蔡京等人有何不同？

　　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两座对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