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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某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指那颗心贵重，还指它质地坚硬，不易破碎。无论某人的心多么善良和美好，如果轻易就伤了、碎了，依然担当不起“金子般的心”这样的赞誉。人言，阳刚乃诸德之首，那是因为，世间真正的品德，一定是有硬度的，是坚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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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艰苦卓绝之功，不可以言命。

　　没有更大的广度，不可能有充分的深度。

　　强者的必经之路，是学会服从。

　　真正的可怕，是什么都不怕。

　　文学的根本，跟哲学的根本一样：充分意识到他者的存在。

　　任何一段历史，都会出现两次：现场的和记忆的。文学重温时间。

　　“现实主义”的前面，会加上不同的定语，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幻想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灵魂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定语，让现实主义文学走向宽阔和浩瀚。

　　作家们起初总是纠缠于怎么写，到后来，写什么才浮出水面，成为绕不过的巨石。

　　任何群体性概念，必然面目不清，用它时它重若泰山，不用时轻若鸿毛。

　　在沉默中想象。想象越深，沉默越深。

　　张贤亮说：“和谐的和，右边是口，意思是人人都有饭吃；和谐的谐，左边是言，意思是人人都可以说话。”可许多时候，人不想说话，只想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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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沙的诗有温度和表情，取这一点就够了。不过也只能取这一点。他太爱闹了。他心里没有负担。对写作者而言，心里没有负担不是什么好事情；当然，这种状态能为你提供小成功，我说“不好”，是指它无法助你写出大作品。伊沙也没有发现。他自以为的发现，都是日常的，缺乏新意的，连在别人已经发现的道路上，也是浅尝辄止的。但这明明白白是苛求了。我很同意孙文波的意见，每一种阅读所得到的感想，都与读者的自身修养相匹配，修养未到，势必浅读和误读。因此，苛求不仅没有价值，还可能妄自尊大地开黄腔。

　　接着读了杨键的一组诗。不知什么时候读过杨键一些诗，当时很不喜欢，觉得太板，但这一组让我重新认识他。伊沙们的诗是进的，杨键的诗是退的，退的诗更像诗，毫无疑问是更好的诗。杨键有根，他更像一棵树，伊沙是在树下喝酒或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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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说：“我们的全部文明都是野蛮的，而文化则相反，它是和平人民的产物，是弱者的产物，而不是强者的产物，所谓生存竞争不过是编造出来的谎话，是替坏事做辩护。”他指出的文明与文化的分野，我还不能彻底地、清晰地理解，但我觉得他说得是多么好。文明来自强者，所以野蛮，文化来自弱者，所以隐忍。托尔斯泰的思想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对我而言，他确实是精神的父亲，但我简直无法想象跟他见面的情景，他一定会带着锋利的目光，问一些我根本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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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人谈论，高鹗的确远不如曹雪芹。他挑破了曹雪芹悉心呵护的朦胧、神秘和分寸，哐当一声，让大观园从岚烟中掉到地上了。曹雪芹写世俗，但不写市井，高鹗却市井化了，市井当然也是好的，比如《金瓶梅》，但《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大观园不是清河县；关键还在于，高鹗又不能写真正的市井，而是把大观园的人物气质市井化。语言的差距更不必去说。造成这样的差距，除两位作家能力上的悬隔，还因为，曹雪芹是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父亲，而高鹗却是他们的继父。来自血缘的爱与义务似的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爱。

　　读高鹗的文字，老觉得是在读当下小说，包括我自己的小说。这多么令人沮丧。

　　更令人沮丧的是，读着读着，你觉得高鹗这样写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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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克斯去世了，今天凌晨。网上并没说清是凌晨几点几分，但我是想知道的。我甚至想知道是几秒。我要明白在那一刻，我在干什么。或许，我正在睡觉，而世界上一颗伟大的心脏却在我的睡眠中停止了跳动。

　　真正喜欢上马尔克斯，是2001年来成都以后，两次重读了《百年孤独》，读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可称为他文学的母本。马尔克斯与别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区别，在于他把魔幻与现实调和得很好，而别的作家，大多是在“魔幻”上下足了功夫，跟“现实”却越拉越远。他的书比同类作家的更畅销，不仅是因为他获过诺贝尔奖，也不单纯是文学品质问题，还有读者能从他的书里触摸到现实的温度；他看上去天马行空，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元素，都在他的小说里呈现。有些人学马尔克斯，只学到了一张皮，以为想象力好就是不沾地气。

　　马尔克斯活着的时候，是一座移动的大山，现在他死了，那座大山就固定在那里了，任你去欣赏、景仰和攀登，你有能力的话，还可以翻过去——这是山峰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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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为什么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除了熟悉的生活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之外，还因为写作者都知道，越是自己熟悉的，越敢于“舍”，因为你成竹在胸；越敢于舍，成就的境界越大。而对自己不熟悉的，总是拼命去填，结果是越填越窄，越填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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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优秀作家都是可以越过的，艾芜不好越过。这并非他的流浪汉小说所具有的独特性，而是他的现代眼光。20世纪30年代，他是左翼青年作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的作品并没有左翼文学的“腔调”，他采用了他自己的腔调。后来，他坐了监狱，写了一批监狱小说，但那些小说中也少见愤怒的指控和呐喊，而是多写囚徒的日常生活，取材琐屑，跟当时国内文坛的惯常风格大异其趣。这样的作家是可贵的。《南行记》作为他的传世文本，写实与虚构自由穿梭，既满足了读者对“真实”的伦理渴望，又满足了他自己对虚构的美学追求。联想到近些年盛行的“非虚构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此类文体盛行过一阵），这种文学想要达到的效果，也无非是艾芜想达到的效果。凡此种种，证明艾芜是一个有自我判断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当然就能构成一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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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记》里真正的、唯一的人，是变成了甲虫的格利高里·萨姆沙。

　　别的，不是人，而是人之外的力量。

　　把人置于绝对处境，就是象征。

　　过于狭小的空间和过于广袤的空间，都会让人感到恐惧。过分短促的时间和过分漫长的时间，也会让人感到不适。人，究竟需要多少？

　　契诃夫说，口渴之后，感觉自己能喝干一个大海，这是信仰；真正要喝，却只好喝两杯，这是科学。艺术的真实不是科学，因而不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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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后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说：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的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1949-1966）一代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许纪霖的揭示，其真正意义不是扒皮，而是警醒。

　　使命感和道德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没有这些，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前些日去外地，在飞机上碰见一个某名校博士毕业的三十多岁男子，跟我谈的，是他弟弟和弟媳在银行和银监局上班，收入奇高，弟媳每天在单位的午餐，只交一元钱，却可吃两只大闸蟹（每只八十多元）。他谈起这些时，既羡慕，又炫耀。如是观之，哪里只是50后那代知识分子才有道德缺失。

　　当然，与50后那代知识分子没留下道德遗产不无关系，但我始终认为，那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不喜欢以“代”来评说，无论多么伟大和多么荒唐的时代，都有崇高和卑劣的个体。

　　知识分子，首先要做好个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