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两个多月来，完全没法写作。列了几个题目，也开了若干次头，都无法接下去。故事摆在那里，就是不能写。对整个的小说形式，我感到了深刻的厌倦。小说应该变革，变成另外的样子。我希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启示，读了很多书，除张承志的《心灵史》、简·奥斯丁的《爱玛》，大部分书都没从头读到尾，也没必要从头读到尾，它们都未能在小说文体上给予我任何帮助。不管耍什么花招，都需要文字表达，这才是根本。

　　难道，我厌倦的并非小说这一形式，而是文字本身？

　　如果是这样，我确实就没法写作了。

　　文学只能依靠文字，就如同音乐只能依靠旋律和音符，绘画只能依靠色彩和线条。

　　而文字只是实现文学的手段，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思想才是核心。

　　那么，我是厌倦了某种情感和思想？

　　很可能是这样的。

　　对我而言，真正需要变革的，可能不是小说的形式，而是：我要对这个世界重新思考。

　　72

　　有两种文学吸引我们，一是想象奇特诡异，二是在日常中发现人们熟视无睹的生命细节。两种文学要做好，都需要敏锐纤细的神经，需要侦察世间万物和人生困境的热忱，还要有深刻的洞见。

　　有四种打量世界的目光，并因此有了四种文学的努力：一是发掘人的高贵面，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二是发掘人的平庸面，以奥斯汀为代表；三是发掘人的阴暗和丑恶面，此类作家数量巨大，鲁迅、芥川龙之介、巴尔扎克等，都是这样；四是发掘人的美好面，比如沈从文。首尾两种最难做，因而也可能成就最伟大的文学。

　　73

　　读叔本华《生存空虚说》。正文之前，有个篇幅很长的序言，序言作者的武断和“文革”腔，让我惊讶。我读的版本，是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的中译本，“文革”结束11年了。

　　心里再一默念，才发现时至今日，“文革”腔照样盛行。

　　“文革”腔的主要特征是：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有权对你宣判。

　　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既定标准。《生存空虚说》的序言，是以恩格斯的话为标准。恩格斯的书我是喜欢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前不久我还读。他的一些随笔我也喜欢，非常的沉厚，有思想，也有文采。可谁也不能说他的论断就是最终的论断。如果这样认为，是把他贬低了。一切不能发展的思想，都是尸体。可我们就是这样洗脑的，给别人洗脑，也给自己洗脑，日久天长，已把脑子洗得发白，除了白，还有鹅卵石般的硬。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所冲破的薄薄一层；弗洛伊德又说，人类都有一种“对文化厌恶”的病态心理。斯蒂芬·茨威格对这句话的阐释是：“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叔本华的哲学不一定好，更不一定正确，但这要交给每一个个体的读者去评判。

　　74

　　“我很懦弱，罪犯却很强大。”

　　这句话是一个茶叶商说的。他的女儿被人纠缠，不从，罪犯就在他家泼上汽油，把他妻女烧死了。

　　罪犯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为什么好人总是显得懦弱？

　　前些天我就在想，真正伤害我们写作的，是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而且是“现在时”的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这是一种回避。这样的回避让文学虚假。只有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的乐观主义，才会呈现真正的价值。耶利内克等人的阴暗叙事，何以拒绝美好和谐的秩序，展现冷酷无情的世界——充斥着扭曲、变态、压迫和暴力的世界？这是因为，他们抵抗假象，根本不去模仿和升华现实，而是直截了当地否定现实，让读者从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无法认识到的内在本质。这本质就是：我很懦弱，罪犯却很强大。

　　事实上，阴暗叙事的作家心底里都有大悲凉。他们是真正具有“热爱”品质的作家，是对人类还抱着美好幻想的作家。

　　75

　　一群人朝一个地方走去，途中，某人看到岔道上有蜻蜓在飞，他就朝蜻蜓靠近，蜻蜓越飞越远，他在岔道上也越走越远。到后来，他完全脱离了大部队。他付出的代价是：可能错过了午饭，也没有水喝，更重要的，他离开了群体，没有伴侣。

　　然而，他开辟了另一个方向。这就是创新。

　　创新的前提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开辟的方向，是被好奇心驱使，在无意识中完成。好奇心也就是你的天真。保持天真相当难，所以毕加索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像个老年人那样画画，但到了老年，也没学会儿童的天真。其实天真不是学来的，更装不出来。世上的很多东西可以装出来，天真装不出来；有人装得很天真，但瞎子也知道那是装的。装假有一千种，装天真最让人厌恶。我们从儿童到成年，天真在一步步丧失，也就是我们的艺术气质在一步步丧失。能够被一只蜻蜓吸引得忘乎所以，是儿童的天真，儿童的天真让他在成人世界里成为奇迹，帮助他走出另一条道路。

　　所以，如果你提前对我说：我正写一部小说，或者准备写一部小说，完全是创新。不需要看，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创新。因为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点也不天真。

　　跟着大部队走，是不是就没有出息呢？当然不是。大部队去的方向，处在公共视野里，通常而言，那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你有没有本事，就看你能否在这个巨大的存在里下功夫。比如一群人去爬山，有人爬到三百米，就说，差不多了，用不着再往上爬了。有人爬到七百米，一千米，更会产生这样的满足感。然而，有人爬到了五千米，甚至八千米。爬到八千米的人，跟那开辟另一个方向的人一样，将错过午餐，将无限孤独。他们要承受同样的东西了。

　　但又不一样。开辟另一方向的，很可能看到更加旖旎的风光，而这位本来跟着大部队却独自爬向高处的人，还会缺氧，会有性命之忧。他将承受更多。

　　一个人承担越多，成就越大，承担越少，成就越小。

　　所以卡夫卡说，虚构比发现容易。我们姑且把开辟另一个方向当成虚构，与群体方向不一致的虚构，把跟着大部队走当成发现，确切地说是有发现的可能——你怎么从公共视野里，去侦察到别人忽略的事物，是相当困难的。当卡夫卡有一天在他的稿纸上写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是拐到岔道上去了。他对人类遭遇的困境，人类的异化，有了刻骨铭心的感触，用通常的方法已无法表达，便用了这种方法——走向岔道去的方法。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别人意识到的，说那是创新。而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当他清醒过来时，却说，虚构比发现容易。

　　76

　　顾彬在某大学演讲，又说了许多惊人之语，包括说莫言的小说没思想，说刘再复当年出国，他帮了不少忙，现在刘再复却要反对他，等等。通常情况下，我比较疑心那些爱说“惊人之语”的人，他们的基本武器是骂和批判（不是批评），在我看来，世间最平庸的文化人就干这事。比如，说莫言的小说没思想，那么什么是小说的思想？或者说，小说通过什么手段去表达思想？会场上有人提了这问题，顾彬没做正面回答，只说鲁迅有思想。他用鲁迅的有思想来肯定莫言的没思想。我知道他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到刘再复的时候，那感觉是我当年扔给了你骨头，你还反过来咬我。其实你扔了骨头，别人不一定是你的狗。

　　除顾彬外，还有不少国内批评家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

　　在大多数作家眼里，那些批评家并不值得信赖，他们缺乏基本的感受能力，也缺乏发现的耐心和勇气，所以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和巴赫金那样的批评家。中国当下最好的文学批评，出自作家的随感。但对于“没有思想”的批评，到底应该引起作家的警觉。感觉在思想面前，只是碎片，是零散的、构建不起意义的光斑，它能闪亮，却不能形成光明。所以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是感觉灵敏的作家，还一定是有思想的作家。

　　77

　　残雪的固执让人动容。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如果自己确认了这种追求的价值，固执一下也是好的，虽然这必然会走上一条狭窄的道路。

　　好作家要狭窄，就窄如刀锋。

　　若窄如巷子，不会有出息。

　　不过残雪似乎太强调“主义”了，这又不是一个好作家的气度。好作家从不强调主义。

　　78

　　一位朋友从加拿大来，参加国际电视节。他本是中国人，入了加拿大籍，小说写得很好。说到余华的小说《第七天》，他说他看过了，很差，仅个别段落写得好。但依然闹热，依然能卖。他说余华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大批读者对他怀着期待，他更应该沉下心来，好好写一部作品，让读者高兴高兴。可余华没这样做，他在侮辱热爱他的读者。

　　写书“让读者高兴高兴”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这跟国足一样，在重要赛事上进一个球，取得一场胜利，说为国争光很虚，也不应该从那种角度去谈论，让球迷高兴才是实实在在的。写书让读者高兴，也很实在，很亲切，有十分具体的责任感。

　　这朋友还说，有次他听中国作协一个领导讲，某些批评家，一辈子只看一个人的书，别的书全都不看，他们就咬定了吃那个人，比如吃余华，余华的书出来，不管多差，都吹到天上去，这样他们自己也有声音，有饭吃。

　　79

　　参加一个研讨会，“群众题材的当代书写”。这提法有些古怪，会上，好几个人甄别“群众”一词的含义，到底也没说得十分清楚。大体而言，群众是指官员之外的人民，但又有普通群众和非普通群众之分，非普通群众，则又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内。它与“底层题材”有区别，与“反腐题材”更不一样。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因为作为写作者，你书写的是你能写的和不得不写的。我感兴趣的是某领导的总结性发言，他先说了一大通，然后向作家和评论家们提要求。第一要求当然是导向，要让作家评论家们有正确的方向性，怎样才能正确起来呢？他的原话是：“用绳子牵，用鞭子赶。”并进一步阐释：先用绳子牵着他们，走到正确的路上去，再用鞭子抽打，让他们跑快些。——文艺家在他眼里，无非是群畜生。

　　80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有意味。1949年，国民党战败，胡适作为蒋政府抢救的人才，被送出大陆，去了美国，后回到台湾。回台那天，蒋经国代表蒋介石，组成千余人的庞大队伍，去机场迎接。蒋介石七十大寿时，胡适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讲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两件事，艾森豪威尔做盟军总司令之前，当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召集各院系主任去见他，见后艾森豪威尔很受不了，说他不需要见这么多人，他今后只要见两三个校领导即可；当总司令后，他同样如此，只见几个高级军官，别的事，让这几个高级军官去处理。胡适以此劝谏，望蒋介石不要事无巨细都经手，否则当不好总统。这让蒋介石很不高兴。胡适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让正积极筹划三连任的蒋介石更是异常愤怒，在日记中大骂胡适，说胡适是无耻文人。然而，当时的录像资料显示，蒋在胡面前，格外谦恭，他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胡适等大知识分子盖了房子，胡适等人的生日，他总是记得，到时送礼，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