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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45支表演队参加了演出（包括13支国外表演队），其中毛里求斯和几内亚的舞蹈、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彝族的跳菜舞、巴中的翻山饺子舞、羌族的俄足舞等，给我印象最深。这些舞蹈被“文明”损害的程度较低，它不是来自“文化”或“文明”，而是来自生命，其舞步和歌声韵律简单，却直刺人心；与此相比，那些来自“文明”国家或地域的表演却显得那么疲软，那么没有意思。

　　由此我想到文学，如果文学中的生命元素淡薄，不管你有多么高明的技巧，都无济于事，甚至，一旦你远离了生命，技巧越高，越让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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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特·格拉斯曾讨论过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粮食问题。他厚厚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主题就是人类饮食。他认为，如果我们环顾一下当今世界，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几乎已经无所不能，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相反，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其二是“正确的阐释”。这是有关教育的。他觉得，全世界的课堂上都弥漫着一种“德意志狂热”，教师强迫学生在几乎还没有读过或者没通读过某部作品的时候，就必须去阐释这部作品，而且一定要做“正确的阐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阐释”，因为每件艺术作品都包含、承载着无数的理解和阐释。课堂上的填鸭式教育，却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这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并因此引导学生成为投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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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是杨元元自杀前一天说过的话。杨元元本科毕业，历经七年奋斗，考上研究生，学的知识的确不能算少，然而，如果知识没有作用于她的内心，化成某种品质，从而修正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些知识就是死的，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

　　可这怎么能怪她呢。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已维持了好些年。一度时期，整个社会都在批评大学生们的择业观，认为他们自视太高：你大学毕业，照样可以去操刀卖肉，照样可以去当农民工。初听起来，这话有理，可问题在于谁都要计算成本。在我老家，普通家庭要把孩子供出来，说倾家荡产还不够。花了这么大血本，到头来还是当农民工，想得通吗？有读大学的机会，看起来是好事，可多一种机会也就多一种想象，结果一切想象都是妄想。

　　当学生成为产品，就跟别的产品一样，越多越好；可学生又不同于一般产品，一般产品要销掉才能获利，而大学生这种产品，收进门就能获利，至于能不能销，想管也管不了。因此对某些人而言，读大学很难说不是陷阱。他们掉进这个陷阱后，才手忙脚乱起来。去年十一月，我去某大学开讲座，文新学院副院长非常沉痛地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刚进大四就不上课了，一个年级二百多人，有二三十人进教室，辅导员就会受到院长的表扬。那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找工作去了。其实岂止大四学生，大一新生就在为将来发愁，我进校园，很难在他们脸上看到笑容，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青春”。

　　焦虑心如此之重，不可能学到什么知识。纽曼在论述关于大学的概念时说：当一大群年轻人来到一起，自由密切地交往，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说这是牛津大学的模式。而我们的学生，却只能各自为将来的饭碗挂怀。教师们也顾不过来，且不说好些教师正忙于去做房产顾问、股市顾问，单是那么多学生，怎么教？从里、外两方面，学生都很难学到知识。杨元元说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很可能只是她的错觉；她把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成学到知识了。

　　这就是说，将知识内化为品质，只不过是奢谈，因为他们连知识也没学到。

　　教育家胡庶华认为，大学招生应少而精，因为它是培养尖端人才的。可我们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年年扩招，泛滥的后果，是让本可以成为尖端人才的苗子，也被焦虑的洪流席卷。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又比去年猛增，仔细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是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读研究生可以暂时缓解失业的压力，还有一大批是为将来就业增加砝码，只有十分之二是对研究本身感兴趣。老实说，我对这十分之二是怀疑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比例。大学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办学价值。我认为现在是必须回归的时候。至于提高建设者素质，完全可多办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社会真正需要的对口教育。如此，既有利于国家，又可挖掉发教育财的利益集团，还可少几个像杨元元这样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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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说，二战时期，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断。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修炼成天使的路十分漫长，而魔鬼却是与生俱来的，魔鬼比天使更有力量。政权的意义，在于堵住魔鬼，为迎接天使开辟广阔的空间。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政权。最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惊心动魄的小说阐述了一个真理：政治的重要手段就是保持权力的神秘性，还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让国民贫弱，唯此，才能使等级生效，才能使普通百姓对手握权柄者产生敬畏和盲目崇拜。

　　看过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再次想到上面的问题。关于人心，其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心就是一股水，往善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善，往恶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恶。“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都是不成立的。人心本没有善恶，它好比一个容器，放在那里，当路人渴了，可用它饮下甘泉；当歹人行凶，也可用它酿制毒浆。同时，只有专注修行的智者才能判断自己心灵的善恶，普通人无法判断。他们跟随潮流而动，跟随河流的走向而动，每一个念头和行动，在当时的情景下，都被他们当成善念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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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楼是为了拆楼，这违反常理的举动，却成为拯救的手段。听上去滑稽，但它是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因其现实，所以坚硬，所以任何嘲讽都显得轻浮。胳膊和大腿的关系，使胳膊们胆战心惊，大腿却镇定自若、沉默如石，只在需要出腿的时候，轻轻一撇，胳膊就断了。所有人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但都想试试。试的结果，鲜有例外。胳膊们心有不甘，当听见自己嘎嘣嘎嘣的断裂声，禁不住要苦着脸追问：我为什么是胳膊？你为什么是大腿？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听的人清楚，问的人也清楚。因此操心这个问题，是一种无奈。

　　所谓人的完整性的破碎，首先就生发于无奈。城市化进程，就是蚕食村庄的过程，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而农民失去村庄和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祖传的经验，因而无所适从。住进城区，并不证明他们天然地就变成了市民。他们在城区的楼房里，眼睁睁地坐吃山空，担惊受怕，谁也不去指导他们如何创业，不去过问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别人不过问，自己没法不过问，火线盖楼，专等拆迁，无非是想多得一笔赔偿金，让自己多些踏实。

　　往更深处追究，农民住进高楼，把农具甚至猪牛，都一并带上去，这难道仅仅是习惯和恋旧？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被割裂的精神痛楚？连农民自己也看不到。因为照通常的看法，唯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精神”。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庄稼的，这可以算作一种身份，卑微的身份，因其卑微，所以不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提拔。

　　农民的日子没法过，终于由无奈变成耍赖，连猪圈也盖三五层，就为了要赔偿。

　　但无奈的耍赖还是耍赖。平日的良民，呼啦一声就成了阴谋家。他们把脸都撕破了，不要脸了。无论怎样辩解，这都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被引发出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好与坏，就看是引发善还是引发恶。恶一旦被引发，就必然构成伤害。

　　不仅仅是伤害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眼里始终抹不去一个形象。一个老人的形象。这个老人满脸沧桑，破衣烂衫，龟缩墙角。在他不远处，一群人正在争吵和打斗，吵得天翻地覆，打得头破血流。所有的争斗都与那个老人有关，但谁也不去注意他。这同样是一个破碎的形象，而且还在继续破碎，看不到缝补和拯救之期。——这个形象，就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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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亳州参观曹操运兵道。我以前来过，算是曹操的老兵了。但依然为它的繁复与巨大所震撼。繁复与巨大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微小与精细，同样震撼人。花戏楼的砖雕艺术是其中一绝，镂空雕出的扁担，仅火柴梗的三分之一粗，却支撑了几百年。每个人物，都各有身份，各有动作和表情。其中一幅图，一只虎侧对两条狗，虎爪后缩，尾巴弯曲，狗却格外凶猛，“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道理，生活中随时可以得到印证。戏台檐壁有砖雕的三国故事，赵云救阿斗，别处表现的是赵云，这里表现的是曹操，曹操见赵云之勇，下令不许发箭，导游因此说：这表现了我们曹公惜才爱将。亳州是曹操故里，很多旅游景点，打的是曹操牌。如果山东的西门庆故里，导游也一定会说“我们西门庆”。这很难说是乡情的力量。这多半是资本的力量。从亳州老街返回时，与韩少功同行，他说当下的资本运作，使文化虚肿，其实是没有文化；又谈起他的《山南水北》，他说里面的文章，百分之六十有依托，百分之三十是“添油加醋”“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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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诗人铁梅谈。但铁梅现在有了特殊的身份：她在九华山大慈藏寺出家，法号宝月。

　　她出家已将近两年了。自她上了九华山，许多文朋诗友去看她。我去之前，多多、树才等人刚去过。她精神状态非常好，一说一笑。她对师父非常尊敬，一口一个“我师父”。她说“我师父”法名释门智，是“正道师父”，出家前有800斤神力，儒道释学问的高深，非常人能及，还懂数学，用数轴为弟子讲佛法。生活中无处无佛理，因此师父随时讲解和引申。说他们寺庙的那口井，是师父于病中躺在床上指挥弟子找到的水源。师父此前见滛池之水自天而落，隐于后山，说喝了这水可治癌症，且有实例作证。又说到大慈藏寺地理位置极好，而怎么个好法，“要我师父才讲得清”。总之这里会出高僧，不是出一个，而是出一批。对这些事，她特别的“信”。我在长篇小说《太阳底下》里，写到“不信”的力量，但我深知，“信”比“不信”来得更雄辩，更崇高，也更动人。

　　她上午的主要工作是烧开水。这时候她穿一身迷彩服。锅炉房小得很，烧柴火。旁边是水管，我帮她提了桶水。她戴着红色塑料手套，洗帕子，看上去也觉得冻手，而现在还没到最冷的季节。临近中午和她告别，半小时后她发来短信：“前路吉祥！宝月合十。”

　　回到成都，便进入冬至。成都人的风俗，是冬至这天吃羊肉。满城的热气腾腾。许多单位搞支部活动，内容就是去餐馆吃羊肉。可怜的羊！而每到这一天，各大寺庙的僧人一大早就为羊们念经超度。这些僧人真好。对宗教，可以不信，却绝对不可以轻慢。对宝月说的那些事，也不能简单地以“神奇”断之。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告诫：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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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12点过，刚关了灯，脑子里便出现一条狗的形象，黑狗，从云空里跃出。接着出现几条狗，它们互相撕咬，落败的一方伤痕累累，哀鸣而去。这种景象，我小时候在故乡是经常看见的。这让我痛了一下，为那些狗。接着门厉害地响了一声，是猫进来了吗？它怎么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而且门已经锁上，它怎么可能进来？接着窗响、床摇。我知道，又地震了。

　　早上起来上网，知道是彭州地震，48级，震源深度18公里。但从我觉察的震感，至少有6级。近几年，四川的寻常百姓，都成了测量震级的行家。有网友说，一周前，香港凤凰卫视就报道，说江油等地的井水沸腾，请专家考察，专家说是地热。网友们互相骂仗，有人把四川叫死川，说老天爷要把四川人全都震死。

　　难怪我的脑子里会出现恶狗撕咬的场景。

　　人与人的撕咬，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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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朋友从南极归来，说他的南极之行。他坐的船，是苏联制造的。苏联解体前，这艘船用于科考，苏联解体后，美国把船买过去，专跑南极。但船上的徽标，依然是苏联的。他从南极回来后，俄罗斯将船收回了，因而他是最后一批乘那艘船的人。船高十一层，乘客八十多，加上七十多名水手、厨师等等，共一百五十多人。

　　然后从笔记本电脑上看他的摄影作品。

　　拍摄奇特的风物，并不需要多么了不起的眼光，大自然本身会成就你。可他毕竟是敏感的：海面是蓝冰，海岸是火烧云，两只北极熊交卧而眠，看上去绝像太极图。还拍了南极的岩石，我以前并不清楚南极有那么多岩石。拍了罗斯冰盖，这一整块冰盖比法国还大。拍了纪念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屋子，以及放在屋中桌上的中国青花陶瓷。斯科特是英国海军上校，1912年跟五个伙伴奔赴南极，决心成为第一个去南极极点的人，结果被挪威人阿蒙森抢了先。斯科特与伙伴在归程中先后死去，留有日记《最后的跋涉》。茨威格曾为此撰文，题目叫《伟大的悲剧》，中译本已收入七年级课文。

　　在斯科特的时代，或许那真是“伟大的悲剧”，走到今天，伟大已经很难说了，“悲剧”的性质也变了，“悲剧”的主体同样变了——由斯科特和他的伙伴，变成了全人类。

　　科学也需懂得节制，科学也要有伦理，那种为争夺一个冠军的体育比赛似的科研，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此时此刻，电视新闻正播某科考船深入南极，洋面冰封，船破冰而行，一个小时才前进50米。新闻盛赞科考队员的不畏艰苦，但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入侵者；在他们前方，十余只企鹅惊慌逃遁，逃出一段距离，集体转过头，看上一眼，再次逃遁。这情景给我不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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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岁月无痕，其实岁月是有痕的，它塑造了我们的面貌，从身体到精神。在各自的家庭和领域，我们不是建立了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如鱼得水的时候，总是那样稀少，忙和累，成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主题。有人将忙字拆开，说无心为忙抑或心死为忙，这话给我们打击，但的确，它自有道理。关系复杂，心却可以简单。唯简单才能锐利。

　　经验教我们成熟，若干年后的我们，不再为想象中的喜悦忘乎所以，也不再为想象中的烦忧张皇失措，而是担着责任的、主动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必感叹光阴的流逝。就我本人而言，要我倒回十年二十年，我是不愿意的。岁月流逝，年岁渐长，握在我掌心里的东西，有些是我渴望得到的，有些则是我的失意甚至伤痛，但既然降临于我的头顶，它就是我命运秩序中的一部分，它铸就了我是我自己，因此我有理由和义务接纳它，善待它，珍惜它。人的一生，最漫长的道路，不是谁走向了成功，谁跌入了失败，而是回归自己内心的旅程；在这条道上，我们都无比纯洁，如同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