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任何一种物体，都需要对抗的力量，与之对抗的力量消失，它自己的力量也随之消失。

　　人的心灵也是如此。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二十年后回到祖国，发现国家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与他抗衡的那股力已不复存在，他因此无所适从。他的诺贝尔奖授奖词第一句话是：“像所有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无疑受到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是激发他创作才华的对抗性物体。作家要面临的困难在于，当这种对抗性消失，应当去哪里寻找另一种力量？

　　52

　　一个愤怒的人是讨不到喜欢的，当哲学家巴斯噶说出“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之后，我相信他不仅会因此而失去朋友，还会失去最世俗的欢迎。太煞风景了，当我们在温和的空气里自鸣得意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你是人还是狗？”不留半点余地，直接以尖锐的力量扎入我们的灵魂。对这样的问题，回不回答都不令人愉快。更何况回答起来是那样艰难：许多时候，我们无法从精神层面上分辨自己的物种。但是，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个愤怒的人就堵在面前，如果我们是人，就会一把将那家伙推开，迈着大步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介乎狗与人之间，就会对他悻悻然，之后转身逃掉；如果我们是纯粹的狗，就会对他狂吠，继之撕咬，吓不退他，也得让他留下伤痕。从三种情形看起来，那个愤怒的家伙都不会有好结果。这证明他太傻了。经验表明，傻人往往是“一根筋”。要把“一根筋”拉直，不管世道人心如何变化，也决不为自己寻求退路，背后就得有强蛮的精神支撑。

　　53

　　某些作家的寂寞，首先是不识时务引起的。当文学已失去基本的批判品格，进入普遍操作和“大众情人”的时代，当大多数作家已不再为理想、信仰和良知写作，而是把手中的笔当成挺进中产者的工具，并在“多元化”的社会信条之下，乞求不要原则的理解和贩卖庸俗无聊的私货时，他却在那里描写以人的缺陷为基础的古典悲剧，并拿着一把剔刀，不留情面地挑去人性中溃烂的脓疮。这样的作家，不得不在下笔的同时，就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与强大的潮流抗争，这使他很累。就连伟大的里尔克也深沉地感叹：“我们用以搏斗的是如此渺小，而与我们搏斗的又是那么雄壮。”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良知总是把他拖入深渊，让他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呕血，当他不迁就不苟且也不宽容地拼杀之后，疲惫控制了他，他只有静静地养伤，等待心灵的下一次召唤。

　　54

　　约瑟夫·康拉德说：“只有那宝贵的昨天是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但对一个有洞察力的作家而言，时空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昨天”既能照亮今天，也能照亮未来。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始终无法回避。

　　比如苦难，我相信即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苦难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人是有心灵的，人类的心灵不仅对别的物种是一个谜，对人类自己也是一个谜，这谜一样的东西给我们带来高贵和欢乐，也带来卑琐和痛苦。

　　任何时代里，富人都没有想象的那样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只能在艰难中求生。一心一意书写小人物，不仅需要良知，还需要勇气。这里没有仇恨，只是不宽容而已。作家们在对困顿的书写中指证：不管是小人物、大人物，或者自以为的大人物，都可能遭遇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都是有命运的，而人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的掌控。个人毕竟渺小，一个神秘的打击，就可能让生命萎缩。文学，就是辨识那种神秘的打击来自何方。

　　55

　　行走世间，我们会遇到这样一种人：才情丰沛，思想峻拔，如山之耸峙凌厉；我们也会遇到另一种人：清清淡淡，吐字如兰，似春风起于草梢。前一种人，让你心明眼亮甚至醍醐灌顶，却不可久处，因为他时时给你威压；后一种人相反，他不涤荡只吹拂，不浇灌只浸润，分明是他的香气，可不知不觉间，你觉得那香气也是你自己的了，跟这种人相处，完全可以轻松自在地，从今天待到明天，从今年待到明年。

　　平实与不争，是精神健康的条件和可靠标志，它同浮躁、沮丧、忌妒、怨恨和恐惧等并发症相对立，是作家打量世界的温暖角度。

　　56

　　杰出的作品和平庸的作品，很多时候只有半步的距离。能否跨出这半步，考验着作者的功力，同时也考验着创作的自觉。比如十米的路程，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经过一定修炼的写作者，可能走九米，觉得可以了，蛮不错了，对余下的一米，看不见，甚至也不知道，因为在九米的地方，竖着一面墙，它遮蔽了我们，让我们觉得，九米已经满了，是最好的了。而一些真正成功的作家，深刻地懂得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你因为少走一米，使自己沦入平庸，人家因为多走一米，便大放异彩，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契诃夫的《小人物》，写完低等文官涅维拉济莫夫的一系列心理，已经十分完整，如果是一个普通作家，甚至是一个优秀作家，都完全可以搁了笔，满意地抽上一支烟。但问题是，这小说的作者是契诃夫，在别人满足的地方，契诃夫不能满足，于是他继续写道：涅维拉济莫夫痛苦极了。正在他痛苦得不能自持的时候，一只蟑螂跑过来，他愤恨地一巴掌拍在那只蟑螂身上。蟑螂仰面躺在那里，拼命蹬着细腿。他捏住蟑螂的一条腿，把它扔进玻璃灯罩里，灯罩里突然起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候，涅维拉济莫夫才感觉到轻松了些。这多走的半步实在太厉害了，它开辟了小说的另一种维度。在社会批判的维度上，增加了人性批判的维度。当我们抱怨、指责、抨击社会和别人的时候，是否想过自己？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弱肉强食，让我们愤怒，可我们不照样欺负着比我们更加弱小的弱者吗？

　　但凡事都有另一面，有时是多走半步成就了小说，有时却是多走半步败坏了小说。比如苏珊·桑塔格的《假人》：“我”感觉到日子难以忍受，于是决定造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假人，来顶替自己“生活”。后来假人造了反。小说意味深长，到此正该结束。但苏珊继续写：“我”又造了个假人。这样处理太简单，也太轻率，好像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事实上，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根本就无力解决。第一个假人，恰恰印证了人生的无力。

　　57

　　与几人聊。阿来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多从书面文学到书面文学，很难得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说唱艺人所讲的故事，是对神的选择，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切入的方式，却直截了当，不管不顾。而我们作家的头脑，被“意义”空前地磨损了，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多是将其当作题材资源，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向民间文学学习；即便作为题材，也是利用间接资料，不愿深入实地做田野考察。何言宏说，他正研究一个课题：70后作家一时负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他在思考原因何在。阿来正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书里提到了类似问题：当作家面临不能触碰的强力，便主动撤离。然而，撤离之后必须有所担当，没有担当，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杰作。由此说到作家对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气，张学昕说，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具备这种勇气，对种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等，都不会袖手旁观。

　　58

　　一些朋友来电话，说今年天冷，他们将利用假期去南方风光秀美之地旅游。我一点也不心动。说到风光秀美之地，还让我怜惜和警惕。世上多少风光秀美之地都被人占据了，它却并不给予你什么。这些年来，我随各大刊物、各文学团体，也去了不少地方，且都是好地方，但说真的，它们并没给予我什么。我如果要描写它们，等同于看着一张照片进行描写。我在想这其中的道理。凡是大自然，就没有不好的，大自然自成体系，深沉博大，可一旦开发成旅游区，它的灵魂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它之所以不能给予你，就是由于它这时候没有灵魂。你千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结果是跑到一具尸体的身边，就这么回事。大自然是洁净的，同时也是苛刻的，你要想跟它交流，就要跟它有一颗同样宁静的心。对人数也有要求，你要走向大自然，就最好独自前往，特别是不要有熟人，一个熟人也不能有！

　　59

　　近半年读了些古书，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儒林外史》《镜花缘》都相对平庸，后三者是好的。《聊斋志异》既跨越了物种的界线，也打通了阴阳两界，而且过渡得那样自然，自然到简直就没有过渡，《金瓶梅》视野好，语言好，《红楼梦》能飞。针对中国古典作品，苇岸有篇文章，说那些作品都太追求趣味。这话有些道理。趣味破坏骨子里的庄严感，与大气背道而驰。小说是塑造形象的，这种形象，除了要有人性的深刻度（《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缺乏这种深刻度，《儒林外史》太夸张，《镜花缘》太离奇），还应该有思想的深刻度。人性究竟有多少改变呢？古人计较的，今人也在计较，中国人计较的，外国人同样计较，如果小说只满足于此，现今的作家，实在无事可干。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除《金瓶梅》和《红楼梦》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都是在证明人，而文学的任务，是证明人不可证明。

　　60

　　读《重庆抗战文化史》，对胡风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他说，创作要写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而这份高明，却给他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胡风本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最近两天晚上，读蒋泥著《追问老舍的世界》，深感胡风的那句话，是怎样在老舍身上得以步步实施。

　　读某刊，扉页上“主编的话”，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短促的一生，所渴求的难道还有不是吉祥的其他吗？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实只有两个概念：苦难与暴力。作为伟大汉语的传承者，我们应该更深地反思，当前汉语文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厚黑’的追逐，对‘残忍’的痴迷，对‘俗恶’的推崇，其主要动力是否由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所构成？或者根本就是创作主体的迷失？”

　　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只是追逐“厚黑”、痴迷“残忍”、推崇“俗恶”，那自然是坏的文学、恶的文学，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描写了苦难与暴力，就绝不能指斥为“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也不是“创作主体的迷失”，恰恰相反，那是创作主体“在场”的表现。苦难与暴力可以控制一切，吓倒一切，但不能控制艺术，也不会吓倒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有责任揭示苦难和暴力，为世间留下一种声音，一种呼喊和抗争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应该写苦难，我们应该书写吉祥如意的生活……”

　　多么美好的意愿！可是我想说，当美好和吉祥还在远处，我们却当成现实图景去书写，那就不只是偏执和矫情。何况，无论哪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当然地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最坏的时代，这不是作家不知好歹，而是作家的悲悯之心，让他们总是看到弱小者，看到那些在社会大车的辘辘滚动声中，被颠簸和被抛弃的人群。现在，不是把创伤和苦难写得太多，而是太少，太缺乏力量。北岛说，中国不缺少苦难，缺少的是对苦难的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