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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里的阳光是很少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却并不一定能被骨头吸收，形成钙质；即使有一部分形成了钙质，也很容易流失掉。而问题在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事物，是怎么流失的？简单地看，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每个人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它是我们赖以栖身的屋子和躺卧的房间——大环境可看成屋子，局部环境可视作房间。许多时候，房间比屋子更加要紧。成就一个人，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房间，即我们的内心环境。我们却不大在意自己的内心，思考问题和展开行动，大都不是从内心出发，而是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丢掉自己的道路，选择别人的道路，或者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遗憾的是，除了自己的道路，所有的道路都是宿命的道路，也是没有阳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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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个小说作家同车，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讲，现在文学不行了！他的意思是文学现在不被重视了。我听着，虽不言语，心里却很不舒服。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必定是内在心灵的需要，“文学”行与不行，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事文学，只是想从文学中捞取好处，那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人的境界分为三层：外在、中间地带、自己。外在是喧嚣浮华的，中间地带一片黑暗，自己则宁静且充满光明。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自称为作家的人，都只是在“外在”游走，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中间地带，但他们始终处于黑暗之中，无法辨清方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自己”，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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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但这种形式并没向我敞开胸怀。以往，我在梳理事实中获得了乐趣，同时也丢掉了更多的向度，它成全了我，也伤害了我。我要把成全的部分保持，把伤害的部分矫正。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由度。自由而不虚妄，相当难。

　　读卡夫卡，读了多少回，开始，除《变形记》让我迷恋，别的，我几乎都抓不住它的精髓。我对阅读它们有着本能的抗拒。后来，我把卡夫卡的全部著作，都当成童话书来读，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它是成人的童话，是社会的童话，是人类的童话。人类的童话是狂欢的，也是阴郁的。——阴郁的狂欢，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卡夫卡厉害地抵达了这个本质。而我，正需要一把像他这样锐利的刀子，不然无法切开生活厚实的皮肉。我只是挑破了薄薄的一层，没有敲开生活的骨。我看得不深，更不独到。这把刀从哪里获得？或许，除了生活本身，没有谁会给予我。我痛苦地站在原地，但知道必须向上攀登。

　　南帆在散文《七七级》中说：“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这段文字，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现在的文学，之所以缺失了巨大的再生力，就因为写作者没有了那种“额外的”财富。

　　当然，文学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我们当下的文学，就小说而言，是在争相写小，而不是写大；最可悲的是，我们鼓励把小说写小。也就是说，我们鼓励作家们的心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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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是说，快乐短暂，痛苦常在——人们因此抱怨人生。可事实上，痛苦本就与我们一同成长，很小的时候，就有童年的寂寞，稍大，遭遇身体的裂变，裂变刚开始，爱情就光临了，可是爱情像春天，虽生机勃勃，却也凄风苦雨，之后，我们为养家糊口日夜操劳，为功成名就熬更守夜，再后，走向了身体的衰老……这一系列事变，全都伴随着苦味。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苦味的跟随，生命也就没有了回忆，因为没有苦味就没有生命。所以要学会承认痛苦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它，才能客观而平静地看待一切，当好运降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尖锐的快乐。可人们总是把痛苦看成偶然，仿佛它是欢乐的宴会上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不知道快乐和好运才是人生的奢侈品。史铁生写过一篇《好运设计》，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好运是设计出来的，并非真实存在。他必须回归生活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或者说生命的实质，是忍受。墨西哥人对呱呱坠地的婴儿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你到世上是为了忍受；忍受吧，受苦吧，别吭声。

　　总是希求快乐和好运的人是悲惨的，因为它是那样稀少，而想象出来的痛苦和不幸又是那样强大；这种人在兵不血刃的时候，就丢掉了勇敢和坚韧，向人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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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这部书我十余年前读过，之所以重读，是因为我当时读的感觉比较好；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它的名声一直在圈内流传，许多人都说，李劼人单凭一部《死水微澜》，小说成就便从整体上超过了巴金。前不久去哈尔滨参加《人民文学》组织的“迎大冰”笔会，遇到红柯，他也这样说。红柯说，在高校，近年形成了李劼人研究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小说，茅盾有观念图解痕迹，巴金的艺术成就不高，沈从文和萧红，长篇小说太像长篇散文，唯李劼人有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而且取得了很高成就。

　　我想说的是，《死水微澜》是部好书，语言好，人物鲜活生动，对成都的风情也描写得相当入画；可它还没有好到我期待的程度。它太痴迷于记录；正是这痴迷，在成就这部小说的同时，也给了它损害。最大的损害是减少了作品的穿透力。它表现出的人物关系，都是枝叶与枝叶的关系，而不是根与根的关系，比如罗歪嘴与刘三金，由嫖客和妓女的关系建构；罗歪嘴与邓幺姑，首先是亲戚关系，然后是情爱关系；罗歪嘴与陆茂林，与顾天成，都是由社会上的临时性关系勾连起来。——它们都不来自血脉，最终也没走入血脉。这样的小说，可能写得很好看，但最深处的、被生活认定不得不抓挠成团的东西，却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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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艺术：神圣、简约、寂静。神圣是艺术的至境。我们说荷马伟大，说托尔斯泰伟大，是因为他们神圣。《致阿波罗》祈祷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天空、大地、海洋、风，群山肃穆，鸟鸣终止。伟大的太阳之神将我们聚集在这里。阿波罗，太阳之王、光之化身，让你的万丈光芒点燃这神圣的火炬，为了盛情的雅典之城。”

　　神圣的起点是公正。公正成就宏伟。人对人的公正不必去说，想说说人对其他物种的公正。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二十六岁深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非洲丛林，历时四十二年，对大猩猩家族进行观察和研究，发现大猩猩跟人一样，也有思想，有情感；包括那些被人类视为很低等的动物，同样有思想有情感。甚至植物也有。这种研究卓有成效，其前提不是为科学服务，也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像法布尔说的，为动植物讲公道话，并以此揭露人类的暴行。要打通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界限，要做到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公正，要消除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暴行，唯一可靠的途径，只能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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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文姬归汉》里，文姬随曹操使者踏上归程时唱：“整归鞭行不尽天山万里，见黄沙和边草一样低迷。”文姬拜昭君墓时唱：“见坟台哭一声明妃细听，我文姬来祭奠诉说衷情。你本是误丹青毕生饮恨，我也曾被蛾眉累苦此生。你输我及生前得归乡井，我输你保骨肉幸免飘零。问苍天何使我两人共命，听琵琶马上曲悲切笳声。看狼山闻陇水梦魂犹惊，可怜你留青冢独向黄昏。”店舍中，文姬思念没能带走的孩子，制胡笳十八拍之十四：“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四时万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暂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亦喜亦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十有四拍兮涕泪交垂，河水东流兮心是思。”对蔡文姬的命运，我深深感叹，其诗句也格外让我揪心。但是，一个在战乱中被掳去匈奴的中原女子，陡然间只见大漠孤烟，胡服边马，且语言不通，其巨大落差在心灵深处形成的“力度”，是任何诗句都无法表达的。至于归汉时遗下一儿一女的万般感慨，也非诗句能及。那么，什么文体才能帮助她整理自己？——叙事文学，小说！

　　诗歌抒发个人情感，小说却与读者分享事实。

　　唯有事实，才能最痛彻地震撼人心，且散发出理性的光芒。

　　即便诗歌，历史上最伟大的诗篇，比如《荷马史诗》，也是叙事性的。

　　陈寅恪、闻一多等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日本汉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根本的原因，是杜甫在诗歌中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事实。

　　有了上述想法后，我很高兴地在纳塔莉的书里读到：“杰克·凯鲁亚克说：不要转文作诗，要确切呈现事物的本色。只要能捕捉事物的真貌，就不再需要转文作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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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每次写作都当成练习，这样，就有一个自由的心态，就会将自己放在低处。写作者把自己放在低处，对万事万物怀抱恭谨，敞开心胸，倾心聆听，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以这样的目光去打量世界，世界就会以客观的面目出现，别人的观念就不会干扰你。

　　世间有两种文学：植根于大地的文学和植根于观念的文学。

　　植根大地的，生生不息；植根观念的，枯枝败叶。

　　艺术家需要幻想和狂热，但比幻想和狂热更重要的，是高度的清醒。阿娜伊斯·宁说，对艺术家而言，幻想和狂热比清醒更接近神性。然而，在我看来，要是没有清醒，那将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神。每一颗心灵里都有一个真实。或者说，真实只存在于内心。艺术之所以能想象，能对“现实”进行颠覆和改造，就因为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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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悲惨世界》，只觉得有一巨人，奋力划定一片大海，然后在大海上放置几艘小船，那艘小船就是人类，同时也是人类的命运。不过我心里在想，当时的那批文学大师，创作时为什么都不耍耍花招，都要立下一个志向，企图让自己的作品包罗万象？后来看汪曾祺的解释，他说所有的文学大家，都不是文体家——他们拼的是实力。人文情怀、思想深度、哲学眼光和文学素养，这是实力。那时候的作家，既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哪里敢称自己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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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台晚会，里面有首苏联歌曲，叫《灯光》，大意是二战时期，一青年要与恋人告别，奔赴战场，战场上有一个大集体迎接他，有他的同志和朋友，然而，他“总是忘不了那条熟悉的街道，那儿有我可爱的姑娘”。《灯光》之后，是一首中国歌曲，歌颂友谊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而是世界性友谊，比如“世界是个大家园，我们同发展，我们共创造”。这么一比，我们的情感显得多么空泛、苍白、虚假。如果我们来写《灯光》，多半是义无反顾地去杀敌人，把父母、亲人，当然还有姑娘，统统抛在脑后，因为只有这样，才配称为英雄。

　　我总是用歌曲来对比文学。我有一种感觉，某个时期流行歌曲的水平，也基本代表了这段时间文学的面貌，我们的文学就这么差劲吗？或许真是如此。顾彬说中国文学是垃圾，听上去相当刺耳，可我们当下的流行歌曲，的确有数不清的垃圾。如此看来，文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从事文学，免不了敝帚自珍而已。我们总是不懂得尊重个人情感——那种最真实、最有力量，也最能打动人心的情感，其结果，就是制造一大堆垃圾。当我们对“正统意识”来一个反动，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与文学的旨趣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