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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非梧桐不栖”，因此好鸟不来，不能怪鸟，只能怪树。孔子的弟子冉有为季康子将师，与齐战于郎地，大破齐师，季康子问冉有：你于军旅之事这么在行，是学的，还是天生的？冉有说：跟孔子学的。可后来，卫国的孔文子要攻打太叔，向孔子问策，孔子却推辞说不知道，“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周游列国，不就是希望为人所用，实现自己的理想吗？人家找上门来，他却“命载而行”。

　　凡真正的智者，是非常计较人文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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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杨金平电话。前天，他与《作品与争鸣》主编陈合松通了话，陈说他读了我近期的几个小说，包括《人民文学》上的《变脸》，大意是觉得没有《我们的路》好。这样的意见，金平在去年底就向我说过，他编我的中篇《心脏石》，就认为《心脏石》不像《我们的路》那般利索隽永。我在想，写《我们的路》（包括《大嫂谣》）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打开电脑就动手了，远不如后面几个小说精心，却比后面的好，这是为什么？显然，那不是技巧的问题。写《我们的路》时，我把心思都放在人物上，后来，有意无意间分了心，走了神，因此小说缺少了“咬劲儿”，缺少了从内部生发出的动人力量。

　　关键是贴紧人物写。不管遇到多么困难的局面，只要贴紧人物，就能越过去。

　　许多失败的地方，往往是因为作者太自恋，让人物成了观念的工具。

　　作家塑造出的人物，如果成功，这人物就单独存在，并在历史和现实中真正存活过，人们谈论这个人物时，不会说是某某作家创造的，甚至于把作家忘掉。

　　金平说，要毁灭一个作家，道路有两条，一是封杀，二是捧杀。被封杀的，还可以把责任推给环境，被捧杀的，简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金平说：“你现在被关注了，参加的活动多了，要特别留心保持自己的定力。”作为朋友，他的良苦用心，我当切记。毁不毁灭，主动权在我。“回去！”我对自己说，“回到以前去，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你，你除了写作、读书和思考，别的一切都可以不考虑，也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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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思潮一日三变，文学名词花样翻新，可它到底属于美和情感的范畴，如果作品不能拨动人心，很难说一个好字。那些历久不衰的名著，仔细想来，无不是因为搔到人心的痒处，事过多年，我们还记得住书中的某个细节或人物，是因为那个细节或人物让我们笑过，哭过，惆怅过，寂寞过；书里的人成了我们最忠实的、他人无法领走的伴侣，我们在不断回味那个人物的过程中，让内心富裕和生长。作家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

　　至于别的，哪怕是异常深刻的见解，也往往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干净；它可能营养过我们，但时过境迁，再深刻的见解也成为常识，且人人都会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见解是自己的，而不是某个作家的。唯有作家灵魂里滋生出的真挚情感，我们无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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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买了几两桑葚，乌黑乌黑的，我吃了四颗。吃第一颗，就把故乡吃出来了。我小时候，在我家堰塘边的自留地里，种着几株桑葚树，在闷热的天气里，我站在树下，摘下来吃。那时候，我通常是去割牛草，任务基本完成，只是饿，桑葚和我们那里的诸多野果，帮助我度过了饥饿的年代，让我长大成人。我之所以感谢我贫瘠的故乡，是因为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为我付出过牺牲。我用了不少的小说描写故乡，但在这周日的下午，我一个人独自在家，才寂寞地发现，我根本就没把故乡写够，写好，故乡的精神，故乡的骨，都还在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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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四十天没写过什么了，连一篇短小的散文也写不完整。彻头彻尾的无所作为。太热了。的确很热，天气预报说，重庆、四川的持续高温，为历史罕见。但我还弄不清天热是否成了我的借口。几年前，岳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人多，客厅闹哄哄的，我写作时只能把门闭严，夏季和初秋，连内裤也被汗水湿透，我居然还是写了那么多，今年怎么就写不出来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心变了。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以前，我的心贴在地上，现在却跟地面有了距离。我努力把心放下去，但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难。但我明白，要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必须做到这样。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我没有选择。

　　昨天和今天，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希望智者能够启迪我。

　　多多少少，我接受了一些教诲。最重要的，是我要看到自己。我不应该去看别人，包括别人眼中的自己。我要自己看自己。看到了自己，才能看到自己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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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给人过去时的错觉，而事实上，不同国家、民族和社群，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语言、信仰、审美和道德判断，始终贯穿于各个时代具体而微的生活之中，持守和抛弃，都被生活本身选择。传统属于时间，属于流动的江河，无法与当下割裂。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包括文化传统，都是发明出来的语词，至少是衍生出来的语词：由“当下”衍生出来。人们将传统视为当下的对等物，许多时候还是看成冲突物，于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或轻微或凛冽地，都会发生传统与当下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史书告诉我们，用传统否定当下，往往占据优势，因此许多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另一面，在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有过文化精英对传统的彻底反动，反动的结果，确实带来了轻快和速度，却也可能丧失曾经支撑过自己的东西，从而使文化陷入虚无，成为附庸。

　　每一种文化，都饱含着代代相传的生命形态，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可贵。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贵贱，只有不同；另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只有永恒。他们道出了文化传统的本质属性，也为每种文化确立了自身的尊严。

　　但面对历史悠久的传统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实免不了会陷入焦虑和迷惘，这时候，考验着人是否“自觉”，特别是看知识分子有没有“自觉”。知识分子不能对空间过于着迷，而是要回归种子，深味时间的意义。回不到种子，也要回到自己的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根，就会生发定力，吸收新鲜文化和外来文化，就是给根系补水、施肥。

　　兔子从草丛中走出去，然后又回到草丛。岩鹰从天空里垂落，然后又回到天空。

　　真的文化和真的艺术，都自带两种品质，一是谦卑，一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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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眼里，对“传统”有两种理解模式，一是它已经过时，二是只有传统的才是好的。两种理解都很肤浅。我觉得，“传统”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它遮蔽了许多。我们说善良、节俭、孝道、良知，等等，立即有人总结道：“传统美德！”其实，这些美德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真正的美德没有时间性。人身上可以称为美德的东西，就那么点儿，如果还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逐个抛弃，人类就说不上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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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走在新时期“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前面，他选择一些渣渣草草的事，用大白话来记录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逼仄，语言好，情感节制。现在，特别是前两三年，这样的小说一抓一大把，看来都是受了刘震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是优秀的。然而我在想，如实地反映生活，就是好文学吗？或者说，文学的功能就是向人们展示生活的原貌吗？事实上，文学应该审视的，不是生活的原貌，而是存在。“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米兰·昆德拉语）。与“存在”相关的，是“发现”，“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赫尔曼·布洛赫语）。

　　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不仅太实，还太软。在我们的小说中，既缺少理想和信仰，也没有英雄主义情怀。《水浒传》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洋溢其间的英雄主义情怀。那些人物，不优柔寡断，不前怕狼后怕虎，只要认定了，说干就干。这是很了不起的性格。说白了，再平庸的人，也希望超越平庸，现实中实现不了，就希望在梦想中实现，在阅读中实现。文学恰好可以担当这样的任务。我有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想法：当下，谁在小说中表现了真实而不造作的英雄主义，谁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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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时候，好作家从精神上都是寂寞的，但文坛不会寂寞。这些年来，有人哀叹文学被边缘化，也就是说，文学之外的人，不再跟你闹了。但没关系，文学圈内自己跟自己闹，一忽儿东风逞胜，一忽儿西风占强，谁也不服谁的输。给人的印象是，大家都写出了很伟大的作品，而读者没能识别这种伟大，需要作家出来阐释，但作家没掌握那么多术语，就倚重于理论家，理论家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关系，这种喜好和关系，分别成为前门和后门，投其所好的，关系到位的，请你进来，否则靠边。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都不容易，谁也不会甘心靠边，因此，那些晾在一旁的，就急切地需要找到归宿；好在他们也有苦心经营出的圈子，可以挤进另一扇门，组成另一个阵容。这样，一个文学的整体，被分割为孤零零的建筑，每一幢建筑都尽量把自己往高处拔，企图干净彻底地没收别人的阳光。如果真能够把房子修到云空里，那也是本事，但遗憾得很，许多建筑都是豆腐渣工程，根本等不到三年五载，只需一年半载，甚至只需数日，房子就垮了。那些暂时还没垮的，振臂高呼自己的胜利；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手臂还没放下来，自己也垮了。

　　你也垮了，我也垮了，按道理大哥不说二哥才对，但依然没有服输，他们把谁垮塌的声音更加响亮，当成可以咀嚼可以炫耀的光荣。最终，比的就是这个。

　　文坛就是这样闹热起来的，也是这样虚无起来的。

　　与此相应，是整个文学界陷入了“得奖焦虑症”。一个省总在跟另一个省比，看谁得奖的多。部分省市专门召集研讨会，研讨的蓝本就是得奖作品，让参会者向这些作品学习。学习自然没错，但学习的目的，不是如何写好作品，而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得奖。这是多么可怕的文学景观。这种焦虑症，必然影响到作家。我相信，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如此，浮躁在所难免，文学出现萧条，也势所必然。

　　把文学还给文学，才是文学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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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写什么”简化为立场，一派认为，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派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也就是不懂得“怎么写”。这当中让人不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

　　这些本不该有那么复杂的事情，被活生生地玩成了迷宫。我们不断强调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落到自己头上时，却没有起码的包容心。大家本来可以共同组成一片森林，却非要大树底下寸草不生，非要我花开后百花杀。他们把文学当成了自家的菜地，要围上栅栏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