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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之声》看过很多遍，每次都很感动。细细思量，这部电影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感动了我？其核心部分，是快乐！我发现，快乐感染人的强度，大于苦难。人生来就是应该快乐的，否则，生命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现实如此无情，它摧毁我们的快乐，它让我们痛苦，然而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作用于内心才能得逞；这时候，内心的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了，只要内心被快乐充盈（快乐既是天性，也是勇气），苦难就会被挤出去。

　　我的小说，很多描写苦难之下的无助和毁灭，我应该尝试写一部快乐的小说。

　　此外还有骄傲，如歌曲《玛依拉变奏曲》里玛依拉一样的骄傲。细想起来，玛依拉就是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她牙齿白，声音好，会弹冬不拉，她白手巾的四边上，绣满了玫瑰花。就这些了。然而这些寻常之事，却让玛依拉多么骄傲啊，她的骄傲又是多么动人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对生活的热爱。热爱生活而不是厌弃生活，原来如此动人。

　　此外还有使命感，如“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所担负的使命感。大宋江山，竟这样交给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却以她内在的自豪和强烈的使命感，充满激情地担起这个重任。穆桂英的动人处，正是她的崇高美。我发现，最能打动我，且给我带来震撼的，总是那些具有崇高美的人和事。作为写作者，自己欣赏的，往往也就是自己工作的重心，事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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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克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却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现实主义，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那种“生动的艺术真实性和对现实的高度凝聚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他虽然是一个寓言的创造者，但让他感到孤独的却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他认为着手创造一种与乌托邦相反的现实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运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机会”。

　　这是文学的最高法则。文学所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度是巨大的，但无论怎样沉浮，都应该指向心灵，指向未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注定了它必须关怀弱小而痛苦的心灵。他们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艺术世界的未来。诺奖授奖词中评价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

　　马尔克斯提醒人们，如果想取得起码的成就，都必须有那条潜伏在地底下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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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陈忠实谈。他说，不仅要看写什么和怎么写，更要看写出了什么。他强调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升华，强调给政治一个合理的定位，作家不应一味排斥政治，但必须有自己的理解，化为自己的个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我喜欢看陈忠实的那张脸，喜欢听他黄土一般厚实的声音，他的脸和他的声音，都与他的《白鹿原》风格一致。

　　与一理论家谈。他说，现在的人，缺乏对生命起码的敬畏。以前，我们还怕死鬼阴魂不散，找自己报复，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由此，他说到一个词：苦难。他认为现在不应再提苦难，应该把苦难改成困难。既然是困难而不是苦难，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写苦难的很多，对人物灵魂的慢慢演变，却缺乏深刻的揭示。我对他后面这句话是同意的，不管是不是真就没有一部深刻揭示人物灵魂的当代作品，文学绝不能简单化，这毫无问题，但他不该草率地将“苦难”改成“困难”。“困难”是承认人人都有尊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雨果在《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原标题，就叫《苦难》）的自序中说：“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借助于法律和习俗硬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神圣的命运制造苦难……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抑，即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我们对照一下，看当今世界是否还存在那些问题，如果存在，文学就不能忽视，更不能粉饰。我们的文学之病，很可能恰恰就是只写了困难，而没有深入到苦难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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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诗人峨谟伽耶姆有一首四行诗：

　　不知为什么，亦不知来自何方，

　　就来到这个世界，像水之不自主地流；

　　而且离了这世界，不知去哪里，

　　像风在原野，不自主地吹。

　　这首诗告诉我们，生还是死，我们都是被动的，而且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特殊。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不值得害怕。更何况，“死亡往往使生活的玩笑不能得逞”（纳博科夫语）。人生短暂，死后的时日却绵绵无期，因此要带着严肃而美好的心情，从容上路。意大利僧侣阿昔斯临终前说：“欢迎你，我的死亡小妹妹。”他死得多么充实，多么优美和富有亲情。古罗马贵族朱利乌斯咽气时，“还在支配自己的灵魂”，他把死当成人生的起点，当成自己的再生。在二战中失踪的英国士兵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死亡是使地球上的经验更加完美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也是最大的自由。

　　由此想到自杀。自杀是违背自然的行为。维特根斯坦甚至说：“自杀是肮脏的。”但我承认，人活世间，的确有“自取灭亡”的理由，有的还极为壮美，但我还是认为自杀是对生命犯下的罪过，因为对大多数自杀者而言，虽然以主动的姿态实践了死亡，却对死亡茫然无知。由此再说到战争。战争之所以让我们厌恶，是因为它强迫我们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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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完全不赞同让巴金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可一旦他真的离去，却格外惆怅。我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家境贫困，遭人作践，我将《巴金小说选》装在草花篮里，躲到树林里去读《寒夜》。它让我知道了我并不是最可怜的人，天底下还有别样的痛苦。后来，那本书不知被谁拿走了，我又从旧书摊买了一本《寒夜》。遗憾的是，以前的那本书里，除了《寒夜》，还有《憩园》《第四病室》，这些小说和《寒夜》一起，抚慰过我的童年。

　　为悼念他老人家，今天早上，我把《寒夜》抽出来，读了后记。

　　我应该从他的文字里好好想一想：文学到底因何而存在？作家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巴金有极为可贵的单纯。他写《家》的时候是单纯的，写《随想录》时照样是单纯的。活了那么大年岁，经历了那么多事，却依然持守一颗纯净的心，非一般人能及。不过，对他一直提倡的“讲真话”，我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做到了，我毫不怀疑，但那只是他一个人的真话，并非整个社会的真话；这极大地削减了他那些真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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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浑身都是小说。他是一面湖，到处都冒气泡，到处都有生命。这真好。这是天生的小说家。但毕飞宇只是湖泊，而非河流。如果他是河流就漂亮了。

　　苏童的《拾婴记》，前面很平常，最后让小说醒了。醒得那样彻底。作家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就会显得从容，再平常也从容，因为他知道，到了某一处，小说自会飞翔。

　　鬼子是一个善于把精致掩藏起来的作家：把丰富的内心掩藏于朴拙的文字底下。前些日他来短信说：“小说中最闪光的永远是生命和爱……社会和环境只是一种利用！”他是在提醒我，写小说时“问题意识”不能过强，更不能用“问题”去推动情节的发展。尽管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贺绍俊在论述我小说时也曾提及，但我依然感激鬼子的提醒。鬼子写出长篇《一根水做的绳子》后，又来短信：“为何多年没人创作相对纯粹的爱情小说？写了才知道，爱情小说是最难写的，一不小心就被政治被文化被财富被地位所强奸，‘绳子’是努力把爱情还给生命，还给心，还给小人物，让爱情只受爱（本能）的驱动，所以特别注重有关爱的元素，如心、头发、茶麸、树、石头、荒草、橙子、门、裤门、决斗，等等，并付诸活力，以求读者过目难忘，深入人心。”这想法相当好，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只是缥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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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最困难的段落留到第二天去写。如果感觉到写好这一段太难了，就千万别因畏难和懒惰停笔，你得再鼓一把劲，认认真真地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好了，第二天，你就会兴冲冲地开始新的工作。要是把最困难的部分留到第二天，就会影响早上的心情，就很久也不想打开电脑，即使打开了，也磨磨蹭蹭地下不了手。——记住，别让自己的清晨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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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们都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永恒，因此都在想方设法地描写那些能够永恒下去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写好这三样，非常困难，鉴于此，许多人知难而退，终于找到捷径，写性。绕着弯子都要往性上靠。可真要把性写好，照样是难的，于是又降格以求：只把身体那部分写出来就行了。只写这部分是不难的，如果动物有文字，它们也会写，而且肯定比人写得更畅快，更真实，也更虔诚。既然动物没有文字，人就占大便宜了，干这种活儿，也能生活下去了，而且说不定还能够永恒下去。

　　遗憾的是，所谓“永恒”者，只有在剧烈的对立中才会存在，没有对立，就没有永恒。这种尖锐的对立，不是简单地从身体上，而是需要从社会的大背景中，从人的精神深处，去寻找。为了“永恒”而无视波澜壮阔的现实和人生图景，是作家的愚蠢，也是作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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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面歌唱着伟大的道德，一面却也在祈祷那些圣贤之言只让别人去遵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阴湿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探头探脑生长出的，是我们自己暗中渴望却并不认识的植物，因为渴望它，所以纵容它，因为不认识它，所以对它有所抵触；正是在纵容和抵触的较量中，检验着道德的力量。如果任随那一片植物生长，它就成参天大树了，就跟我们熟悉了，并最终成为我们自己，到那时，道德就喝醉酒了；反之，道德就是清醒的。道德清醒也就是我们自己清醒。事实上，即便道德醉酒了，眩晕了，可掌握道德的上帝，却端坐于遥远的星空。何况道德从来不会眩晕，道德走在大路上，比男人女人的步子都快，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追随它，让它感动于我们的至诚，然后对我们回眸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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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熟人，他有个“极好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长大，一起求学，一起上班，互为对方的影子。后来，我那位熟人的家庭发生了变故，女人跟他离了婚，五岁的儿子判给了他，女方每月付给孩子一定生活费。可两年过去，女方一分不给。他是普通工人，收入菲薄，儿子上学后，更加拮据，便多次找女方索要。有一天，他在桥上拦住了女人，说再不付钱，就把她告上法庭。谁知，女人只是淡淡地丢下一句：你急啥，那孩子又不是你的。晴天霹雳！他抓住女人，问孩子是谁的。女人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原来，孩子的父亲就是他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

　　人言，被朋友背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这话看似在理，其实毫无道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应当是这样的：你是自己，同时也是朋友；朋友是他自己，同时也是你。朋友背叛了你，也就是你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背叛自己，才是你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