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西部》杂志

　　《西部》杂志（以下简称《西部》）：新疆和四川同属西部，但相距遥远；两地都有大山、盆地，但文化迥异。不过两地人民来往密切，川菜馆在新疆遍地开花，更有“川疆饭馆”这样简约的命名，用红漆大大地书写，在绿洲、团场的路边，在城乡结合部，兀自存在，执着地飘出回锅肉的豆瓣酱香味。新疆和四川，在你心中各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如何理解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文学又如何超越地域性？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我前几年到过新疆。到过重要，也不重要，新疆早就存在于我的想象中了。去新疆只是印证我的想象。太辽阔了。尽管四川也很辽阔，但新疆的辽阔是没有遮拦的那种，天山只是视线的一种休息，一个停顿。我生长和生活在四川，我的许多小说，都是四川特别是我的故乡川东北给的，虽说人人都在想着逃离故乡，可回过头想，才发现许多东西一辈子也逃不掉，承认之后，才懂得感激。感激给予你的，或者说你拥有的。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员，特定的土壤和气候，必定孕育特定的生命。然而，一棵树长起来，是为了看得更远，它兴风刮向别处，也迎接别处刮来的风。反过来说，一棵树无论怎样开枝散叶，高入云天，你也知道它的根在哪里。

　　《西部》：罗老师，您的小说多涉底层生活，被认为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你是否认可这种文学命名？这种命名是否会让你的文学创作受到局限？

　　罗：命名与写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外部的关系。不仅是外部的，还是临时的。写作者的任务，是不要把这种外部和临时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