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黄建清

　　黄建清（以下简称黄）：罗老师，在《把时光揭开》一书中您有提到，“小说不单纯是一种写法，它是体验生命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有限，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用他人的经历来做创作素材。您是如何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小说创作的，又是如何去体验他人的生命过程的？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体验别人的生命过程，心里要有他者，要能将心比心；从本质上讲，体验别人事实上也是体验自己，是对自我生命的发掘、丰富和完善。

　　黄：您在《大河之舞》中提到，“用战争书写历史，不是巴人自己的想法，而是别人的想法”。巴人的命运是否告诉我们，没有主体性的文化哪怕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有所得，也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这对于当下我们学习西方文学文化的借鉴意义是否在此？

　　罗：是的。这也是《大河之舞》那部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当中除了文化主体性问题，还有文化自信的问题。但自信不是凭空而来，它来源于持续不断的自我建设。我们的文化长时间地墨守成规，疏于对自我的建设。后来走向反面，“先破后立”，这种哲学观使我们丧失了文化的累积；20世纪90年代开始横扫一切的实用主义，又让我们少了照耀——理想光芒的照耀。没有理想的文化和人格是不可能坚守的，正如一个生意人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奔。

　　黄：您如何评价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罗：非常遗憾，五部作品，我只读过《繁花》的一部分。我读当代作家不多。现在的文学奖项，又早已失去引领和号召阅读的公信力。我将来可能会读的，只要那些作品还能稍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那几个得奖作家，除金宇澄，其余几位之前的作品我都读过，前不久，我还又读了苏童的《妻妾成群》，这作品虽然算不上深刻独到，但苏童那种水汁饱满的笔调，连人物的衣袂和步态都被浸润。他们都写过好小说。包括金宇澄，一部《繁花》受到欢迎，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体现了中国美学风格，这已超出了小说本身的意义。

　　若干年来，甚至可以上溯到自“五四”以来，我们企图在文化上“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不提倡“制夷”，而是希望融入世界，但结果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边缘化和附庸化，既没能“制夷”，在融入世界的途中，也几乎是一种喑哑的“融入”。我们丢了自己言说的“腔调”。你前面提到主体性，我们已有主体性危机，因而对传统的学习和借鉴，是很要紧的事情。《繁花》在这方面是好的。大家都把眼睛盯住西方、都在阅读翻译作品的时候，金宇澄“低调”地向中国话本学习，这其中暗含着挑战的意味，勇气就很难得。

　　但向传统学习，不是指传统的那套观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