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余红艳

　　余红艳（以下简称余）：请问您对自己的作品比较喜欢的是？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饥饿百年》。我喜欢这部小说的粗粝。我现在很难找回那种粗粝，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丧失。后来的《不必惊讶》也喜欢，虽然也写乡村，但写法跟《饥饿百年》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齐物论”的小说，里面的农民和山川风物都很有思想。以前的小说写农民就只写农民跟土地的外部联系，对土地的思考写得比较少，甚至没有，而事实并非如此，农民对土地的思考既朴素又深刻，我想用《不必惊讶》来表达一种内部真实。这个小说我是一节一节写的，时间拖得很长，中间又还在写其他小说。写出来后，自己比较满意，读者和专家的评价也很高。再后来的《大河之舞》《太阳底下》，还有即将出版的《声音史》，我都喜欢。这些是长篇。中篇很多，我主要写中短篇，尤其是中篇。

　　余：走上写作之路，有无具体的刺激因素？

　　罗：我上小学时，二哥正读初中，二哥的语文成绩好，特别喜欢作文课，他偏偏又遇上了一位擅写文章的老师，那老师能背诵《古文观止》里的全部篇章，常常把我二哥的作文改得满篇红，遇到假期，二哥就把作文本带回来，念给我听，念到精彩处，就停下来，嘴里吱吱有声，感叹老师的厉害。我由此知道了文字表达的美妙。文字表达能跟自己说话，还能创造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现实，这实在太好了。我对那另一种现实很向往，因为我童年的现实不好，很灰暗。母亲在我六年那年就去世了，我的童年是很孤寂的。从小没母亲的人非常孤寂，会问：为什么别人都有母亲，偏偏我没有？会不停地问，却找不到答案，只能被迫接受这铁一样的现实。但文学可以构造另一种现实。如果说是什么激发了我写作，可能正是因为幼年丧母。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发呆，一个人去山上，看着早上的太阳、傍晚的太阳，都觉得悲伤、苍凉。这种苍凉感贯穿了我。还有念初中时，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十多二十个都订了文学刊物，互相交流。我没钱订，就看别人的。以前我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我，后来看上了文学刊物，如《苏联文学》《奔流》《十月》等，我再也无心上课，早晚自习都拿来读小说。老师觉得我不可救药了。的确也是，到高中数学就只能考三十来分了。到高三我才突然醒悟，觉得自己必须上大学。不上大学，就只能过祖辈的生活，依靠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以高三我努力起来，专补数学。大学期间，我基本靠写作为生，以写散文为主，小说比较少，也写诗，但诗歌写得很差。毕业后我基本没写作。到1991年，我毕业教了一年多书，暑假里，我到广东去了。当年时兴南下。领导怕我到广东就不回来——实际我也做好了不回来的打算。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