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姜广平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发现,你与很多作家一样,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普遍认为,苦难的童年确实能够成就作家,你以为呢?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苦难有很多种形态,有一些是看得见的,有一些看不见,或者说,有一些苦难别人并不以为那是苦难。比如卡夫卡,从生存的意义上讲,他能把日子过下去,并不需要挨冻受饿,但他在父辈的威权面前,深感自己的脆弱。据一些可靠资料显示,卡夫卡的父亲并不如他描述的那样不堪,只是卡夫卡太敏感了。我的意思是说,无论这位作家是否真的遭遇了通常意义上的苦难,他必然都有一颗敏锐地感受苦难的心。从这种角度讲,每个作家都是苦难的,尤其是孤独寂寞的童年。就我本人而言,童年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吃饭问题,二是精神问题。20世纪70年代,我家乡遭遇了比“三年自然灾害”更厉害的旱灾,山里最顽强的青冈树,也被太阳烤糊,粮食更是颗粒无收。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书根本没怎么读,全部心思,全部智力,都用来想吃的。吃,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种场面,由想象构置的场面,辉煌,盛大,充满了气味、光影和色彩。正在这节骨眼上,我母亲病逝。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然而那个怀抱变成了冰冷的坟墓。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母亲是家里的绝对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塌了,父亲完全没有抓拿,整个家庭陷入恐慌。恐慌的情绪深植我的血液,让我对一切欢乐乃至小小的快乐,都不信任,都冷眼旁观,觉得那是别人的,与我无关,即便看上去我是欢乐人群中的一员。
苦难是需要点亮的,否则就是永远的黑暗。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我父亲没别的本事,但他格外重视读书,我的许多同学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了,但父亲不允许我们这样,他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
姜:我与你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做过教师,并都为此交出了作品。我一直想与一位教师身份出来的人聊聊小说,今天你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坦率说,教师出身的作家非常多,但将笔触伸向教育领域的作家不多,这些作家们似乎都因为饱受教育之苦或教育的伤痛,不太愿意多谈教育。
罗:对我而言,或许正因为有伤痛,才不得不回过头去舔舐。说到底,文学还是一种疗治,19世纪包括20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希望通过文学疗治社会,后来,尤其是最近十多二十年的作家,可能是认识到这种疗治的无效,也可能是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猛然发现,硝烟背后的自己已是伤痕累累,很有些自顾不暇的惊恐,还可能从技术和阅读时尚的层面考虑,感觉那种全因全果的整体式关照费力不讨好……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大踏步地撤退了。撤退到属于自己、也以为能被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