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姜广平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发现，你与很多作家一样，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普遍认为，苦难的童年确实能够成就作家，你以为呢？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苦难有很多种形态，有一些是看得见的，有一些看不见，或者说，有一些苦难别人并不以为那是苦难。比如卡夫卡，从生存的意义上讲，他能把日子过下去，并不需要挨冻受饿，但他在父辈的威权面前，深感自己的脆弱。据一些可靠资料显示，卡夫卡的父亲并不如他描述的那样不堪，只是卡夫卡太敏感了。我的意思是说，无论这位作家是否真的遭遇了通常意义上的苦难，他必然都有一颗敏锐地感受苦难的心。从这种角度讲，每个作家都是苦难的，尤其是孤独寂寞的童年。就我本人而言，童年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吃饭问题，二是精神问题。20世纪70年代，我家乡遭遇了比“三年自然灾害”更厉害的旱灾，山里最顽强的青冈树，也被太阳烤糊，粮食更是颗粒无收。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书根本没怎么读，全部心思，全部智力，都用来想吃的。吃，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种场面，由想象构置的场面，辉煌，盛大，充满了气味、光影和色彩。正在这节骨眼上，我母亲病逝。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然而那个怀抱变成了冰冷的坟墓。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母亲是家里的绝对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塌了，父亲完全没有抓拿，整个家庭陷入恐慌。恐慌的情绪深植我的血液，让我对一切欢乐乃至小小的快乐，都不信任，都冷眼旁观，觉得那是别人的，与我无关，即便看上去我是欢乐人群中的一员。

　　苦难是需要点亮的，否则就是永远的黑暗。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我父亲没别的本事，但他格外重视读书，我的许多同学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了，但父亲不允许我们这样，他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

　　姜：我与你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做过教师，并都为此交出了作品。我一直想与一位教师身份出来的人聊聊小说，今天你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坦率说，教师出身的作家非常多，但将笔触伸向教育领域的作家不多，这些作家们似乎都因为饱受教育之苦或教育的伤痛，不太愿意多谈教育。

　　罗：对我而言，或许正因为有伤痛，才不得不回过头去舔舐。说到底，文学还是一种疗治，19世纪包括20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希望通过文学疗治社会，后来，尤其是最近十多二十年的作家，可能是认识到这种疗治的无效，也可能是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猛然发现，硝烟背后的自己已是伤痕累累，很有些自顾不暇的惊恐，还可能从技术和阅读时尚的层面考虑，感觉那种全因全果的整体式关照费力不讨好……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大踏步地撤退了。撤退到属于自己、也以为能被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