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一年，我辞职。那时候我在故乡达州市的一家报社。我未来的路，打算用一台电脑去走。电脑是我最重要的家当，也是我当时最值钱的家当。我想潜到人群的深渊里去，在电脑上写字，写我对精神困境的侦察和思考。十一年来，我当过四年教师，七年记者，正常的工作之外，光阴虚度，而现在，此刻——2000年8月的某一天中午，我明显听到胸腔里有低吼之声；这不是比喻，是真正听到。那个声音对我说：你已经不年轻了，再这么混下去，你就老了。老是所有人的归宿，倒也不值得悲伤，更不值得畏惧，但那个声音是有所指的，它要我立即动手，专事写作。如果“生涯”这个词可以具象化，我要把自己三十三岁以后的人生，奉献给写作，或者说“写作生涯”。我觉得自己必须如此。

　　这种憧憬是早就有的，读高中时，我们班有多人订文学刊物，交换着看，有一阵我十分入迷，差一点就忘记考大学这件事了。好在考上了大学，读了倾心向往的中文系，且有幸碰到一批识见高迈的老师和志向趋同的学友，虚幻的憧憬便找到土壤，可以埋下去，生根。大二大三两年，每到黄昏，校园里响起《春江花月夜》的古筝曲，我们几人便提着水壶，手头宽裕时还买瓶白酒，买点卤肉和鱼皮花生，去中心花园的草坪上坐了，边喝，边谈文学，还把自己写的文字，借高悬的路灯大声念，念过后听朋友的点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大刀阔斧，不留情面的。我们班还办了油印刊物，叫《泥土》，学校也有油印刊物，叫《嘉陵潮》，我主持过，但我缺乏公共事务的热忱，之前各届主编，都办得相当好，到我这里就不好了。不过气氛一直在。那本就是个单纯的时代，理想可以照亮一切，文学的理想更是；我们老说文学要反映现实，其实文学的本质是去现实化，文学的光荣使命，是创造另一种现实。有些人一旦被“另一种现实”召唤，就像被下了蛊药，不能自解；有些人能够，生活的圆润或粗粝，会帮助他们金蝉脱壳，在日复一日的光阴里去经营自己的山河岁月。

　　自毕业以后，我似乎过得很忙，尤其是在报社的几年。忙的意思是迷恋喧嚣，不观照自己：对自己既不感兴趣，更不擦拭和清洗。2000年8月的那天中午，我独自坐在办公室抽烟，突然看到那个自己了，他端坐在我的对面，瞅着我，目光里带着陈旧的哀怨；再仔细看不是哀怨，而是一片打蔫的花瓣，在它眼里，风晨雨夕，都是别人的事情，它只是没有选择地蔫下去，只是平心静气地陈述着坚硬的事实。我从对面的自己，看到了我的“事实”：草木委顿，日渐荒凉。用上恐惧这个词是不过分的，我被恐惧震慑住。稍稍定心，便捉笔展纸，写辞职书。下午交上去，未经批准，第二天就走人。当年我们单位主动辞职，可得三万元抚恤金，但我未被批准，就一分钱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