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献忠起义军走向失败的原因中，还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张献忠入川建国之后逐渐受到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在执行政策和自己的行动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给整个大西军的事业带来了损失。虽然张献忠的变化和所造成的损失还不大，他还没有走上朱元璋的道路，但是必须看到，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阶级属性会变，农民政权的性质也会变。

　　在各种史书的记载中，有的说张献忠“不识字”，有的说“稍通书”，总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作为数十万农民起义军的最高统帅，他必须有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助手。在谷城时，就有生员徐以显、潘独鳌、王秉贞等人加入农民军，得到张献忠的信任。但后来起作用最大的，是桐城的破产地主、生员汪兆龄(又作麟)。据《纪事略》之载，“桐城劣生汪兆麟者，相传亦旧家子也。威宗时以犯卧碑(明代为生员所立的禁律——引者)，桎梏囹圄。闻(献)忠犯江北，遂于桐城狱中结死罪重囚百人，杀狱卒，破狱逃出，奔降献忠，为(献)忠指画攻取之策，陈说图王定伯之谋。献忠喜得佳士，朝夕与俱，凡运筹帷幄，言听计从。”到成都建国之后，他是大西政府的东阁大学士、左丞相，“事皆决于兆龄。兆龄从贼久，与(孙)可旺辈抗衡。”费密：《荒书》。可见其权势之重。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找到一种能适合农民革命需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依样画葫芦，照搬他们过去受压迫时所痛恨的，但又是所向往的明王朝五府六部那一套，即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那么，要组织和领导这些衙门，就必须任用那些有文化的、熟悉封建政权的组织程式和执政手段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旧官吏。所以，在大西政府的中央行政官员中，左丞相汪兆龄、右丞相严锡命、吏部尚书胡默、户部尚书王国宁、礼部尚书吴继善、兵部尚书龚完敬、刑部尚书李时英、工部尚书王应龙等八人，除王应龙一人外，其余七人全是明朝降官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大西军高级将领长期率军在外作战，不在成都。张献忠就处于这些人的包围之中，朝夕与俱，事事共商，耳濡目染，必然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种种影响。而这些明朝降官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和明朝上层统治者发生利害冲突；或者是为了顺风转舵，投机革命，他们可以参加农民军，农民军也可以利用他们做一些工作，给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当建了国，他们当了官之后，他们身上原有的那一套封建地主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