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崇祯九年(1636)之后，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两部为最强，其他各部先后并入。到崇祯十六年(1643)时，几乎就只剩下这两支队伍。他们摧毁了明王朝的暴虐统治，各自建立了政权，两家完全平行发展。可是，这两支队伍之间的关系是极不融洽的，他们的不团结、不合作乃至相互冲突，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前面曾经提到，张献忠和李自成曾长期并肩作战，攻占凤阳之后，二人发生分歧。据说，是因为“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献忠独东下庐州”《明史·李自成传》。。从此以后，两人就长期独立行动了。

　　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发生分歧的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争夺几个吹鼓手。我们应当从农民阶级本身的分散、狭隘、自私等落后性中去寻找原因。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时，曾经指出德国的农民起义军“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历次农民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1页。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农民起义军经常是分成很多支，在力量比较弱小或处于不利状况时，他们可以联合一致，共同对敌。当各自力量已经壮大，可以独立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时，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分散、自私、狭隘等落后性就充分地在分散行动、互不合作甚至互相矛盾等方面表现出来。当其到了农民起义军各部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这种矛盾就会更加发展。甚至在封建意识“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支配下，互相攻杀、吞并起来，最后转化为封建的统一战争。秦末农民大起义、两汉的农民大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元末农民大起义中，都有过这类情况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张献忠和李自成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道路上逐步发展的。

　　从凤阳分兵之后，李自成和张献忠就各自独立行动，平行发展。崇祯八年(1635)时，为了对付洪承畴的进攻，他们曾经有过联合行动。次年初，他们在滁州(今滁县)城下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合过，而且关系愈来愈坏。他们二人只是在万不得已之时，见过两次面。崇祯十一年(1638)春天，李自成因为在川北中了洪承畴的埋伏，败于梓潼，退出四川后，又在陕南连吃败仗，损失很大，处境困难。当时张献忠正伪降熊文灿，驻兵谷城。“李自成以兵败，从数十骑过谷城。献忠与之饮，酒半，献忠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