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力图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暴政的暴力革命。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农民起义的领袖应当提出一定的政治口号来号召和发动群众，应当采取一定的政治措施来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恩格斯在分析阶级斗争的特点时说：“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从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伐无道，诛暴秦”开始，几乎每次农民大起义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政治纲领或口号，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中农民群众的急切要求和斗争目标，也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焦点所在和农民战争现阶段的特点。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提出过“均田免粮”的著名口号，很得人心。虽然“均田免粮”的口号未能得到贯彻，可是张献忠建国之后却连这种未能贯彻的口号也没有提出过，这就必然地使农民失望，人心丧失。这又具体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支持者是广大的农民，而在明末的社会危机中，广大农民最感痛苦的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土地，和负担不了残酷的赋役榨取，他们正是为了解决这两个最迫切的问题而参加农民军、支持农民军、欢迎农民军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又是土地问题。可以说，农民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土地革命，就是要求得到土地。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这样分析过：“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经过千辛万苦和多年压迫锻炼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巩固、加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自己手中。”《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2页。张献忠在长沙时，有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檄文，并将大官僚杨嗣昌家中的“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因而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支持与欢迎，成为大西军在多年战斗中最得民心的时期。可惜的是这种政策未见如何贯彻实施，而且，又只是暂时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除了在四川时对边区少数民族有过“免其三年租赋”的政策之外，张献忠未曾提出过任何类似的纲领口号。特别是他抱着“暂取巴蜀为根”的计划，打着“澄清川狱”的大旗，入川建国，可是，这个“根”如何立，这个“狱”如何清，他并没有拿出几条有效的措施来。他在四川，为广大农民所做的好事，主要就是镇压了一大批地主官僚，替农民报了仇，出了气。但是，政权的任务，决不仅仅是镇压，杀人不可能使革命成功。在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