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农民军在进军湖广前后的这段时期，是他们军事胜利到达顶峰的时期。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谷城复起之后，虽然也曾受到一些挫折，但从整个来看，强大的农民军在数年中几乎一直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为什么他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呢?他们是如何战胜敌人的呢?这里，我们结合上面的叙述，再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既是分析张献忠农民军取得胜利的原因，同时也从中讨论一下明末农民战争乃至整个中国农民战争中的一些特点。

　　首先，张献忠农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反抗封建统治的正义战争，他们是为广大被压迫群众的生存而战斗的，因而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这一点，就连明朝统治阶级中不少人，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如崇祯时曾应遴上疏所说：由于当时“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因而“民之喜于从贼倡逃”佚名：《崇祯长编》卷二。。长期和张献忠作战的明军统帅杨嗣昌也承认，“贼所未至，有争先导奸之穷民。其穷有五：一穷于加派，再穷于搜刮，三穷于捐助，四穷于贪吏之锥剥，五穷于豪右之并吞。而此穷民怒目切齿，擦掌摩拳，眄贼之来，惟恐不速，发踪、指示、内应、反兵皆是矣。”《杨文弱集》卷七。大起义爆发之后，明朝官军的烧杀淫掠，更使得广大贫苦群众积极支持农民军。《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明白写道：“汉东之人恶左(指长期和张献忠作战的左良玉)兵，焚香牛酒迎贼。”民心的向背，是一切战争胜负的关键。广大贫苦群众的支持，是张献忠农民军在长期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前面已经谈道，张献忠在湖广提出了“三年免征，一人不杀”的政策，受到湖广人民的热烈拥护。遗憾的是张献忠在湖广并未驻上三年，因而这种“三年免征”的政策实施与否、如何实施，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还很不清楚。同时，“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是否已经实行，也不得而知。但是，张献忠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保持了坚定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阶级路线，这却是非常明显的，是有不少史实的。一方面，对封建地主、官吏实行坚决地镇压，毫不留情；另一方面，替贫苦人民报仇雪恨、排忧解难，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张献忠农民军就能够得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也能得到部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下层分子的支持。这一点，尽管过去的史籍往往避口不谈，但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方面的记载。

　　张献忠农民军每至一处，对当地的宗室、官吏、地主和顽抗的明军一贯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例如“张献忠陷蕲州……令荐绅、孝廉、文学各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皆斩之”谈迁：《国榷》卷九十九。。这类事件是常有的，也是必需的、得民心的。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张献忠对于敌人队伍中愿意放下武器、投降农民军者，是区别对待、争取利用的，决不是反动阶级所污蔑的什么“滥杀”“尽杀”。张献忠农民军在进攻城镇之前，一般都先用“招降牌”招降，如果敌军投降，则“草木不动”；如果顽抗到底，才用武力进攻《滟滪囊》卷三；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二《艺文》。。对明朝的地方官员，只要不是劣迹昭著、民愤极大者，凡愿为农民军服务的，皆“量才录用，各授以职”。例如崇祯十六年(1643)在麻城，有“乡宦洪正龙者，威宗朝武进士，领众千人，诣(献)忠军前请降。(献)忠优礼相待。正龙感激，执戈前驱。”《纪事略》。如在长沙，“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贼……愿效前驱，进攻江西。献忠悦，封世袭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在长沙的在籍给事中史可镜投降后，还被授为“长(沙)辰(阳)常(德)巡抚”《小腆纪年附考》卷二。。有不少明朝地方官吏，都是在农民军争取无效，死心塌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情况下被镇压的。在湖广时期，仅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所载，就有不少例证。如在蕲州(今蕲春南)，执守道许文岐，“颇礼之。文岐阴谋图贼，乃被杀。”在黄州(今黄冈)，执副使樊维城，“欲降之。骂贼不屈。贼刺之，洞胸死。”在湘潭，执推官蔡遵宪，“百计诱降。不屈，磔之。”在永州，执巡按御史刘熙祚，“贼欲降之，不屈。囚之永州驿中。闭目绝食，题绝命词于壁。贼再三谕降，临以白刃。熙祚大骂不已，遂遇害。”入川之后，这类事例更多，如万县贡生吴献棐、成都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均是如此。

　　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愿意为农民军服务，张献忠也是给予团结和信任的。据余瑞紫记亲身经历的《流贼陷庐州记》见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十四。所载，张献忠农民军在庐州(今合肥)对文士说：“天下大乱，我老爷应运而兴，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余瑞紫在张献忠军中所见到的知识分子就有汪兆龄、邵官吾、胡玄浦、江山、林子长、李成洪等，俱受重用。《明季北略》卷十六亦载：“文士多不杀……见文士，则询其策略。或当意者，即授以职，赐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谷城举人王秉真、诸生徐以显、应山诸生潘独鳌、桐城诸生汪兆龄等，都是张献忠的重要谋士，张献忠“颇用其计谋”，“文移皆出其手”。在武昌、长沙和后来在成都，张献忠都曾开科取士，选择一些知识分子担任地方官员或文墨职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张献忠在衡州时，曾尽最大努力争取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兄弟和其父亲参加农民军，“令下如猛火，购伯兄及夫之甚急。”但王夫之拒不与之合作，“剺面刺腕，伪伤以出而匿”。由于他们态度十分顽固，张献忠并未强留，将他们全部放还家中。见王夫之《姜斋文集》卷二《石崖先生传略》、卷十《家世节录》。

　　从以上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张献忠对待敌对阶级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适当的，既有坚决的镇压，又有分化与利用。这就能在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同时，再得到一部分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的支持。这在阶级搏斗的暴风雨中，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当然，作为农民起义军，最重要的是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张献忠农民军和广大农民弟兄以及其他穷苦大众的亲密关系，在史籍中可以见到多处记载。在庐州(今合肥)时，张献忠农民军曾对当地群众说：“你莫怕，咱不杀你，我老爷来安抚你们。”又说，“你莫叫我爷。我辈响马营生，都是弟兄相称。”余瑞紫：《流贼陷庐州记》。张献忠每至一处，在镇压封建统治阶级，替人民杀掉一批吃人恶魔的同时，只要客观条件许可，都要“释狱囚，散库金”《滟滪囊》卷一。，从地主阶级的虎口中解救受害的阶级弟兄，赈救穷苦百姓，还要吸收他们参加起义军。例如崇祯八年(1635)在凤阳，十三年(1640)在巴州(今巴中)，十四年(1641)在襄阳，十六年(1643)在武昌、长沙等地皆是如此。张献忠在谷城起兵时，第一件事也就是开府库赈救饥民和释放狱中囚犯。并且，兵行之处，还允许当地农民和奴仆前来告发其主人和为非作恶的乡绅，为他们报仇雪恨。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对于广大的下层手工业者，也一律加以保护，凡有“一技一艺”者，都可以参加农民军，并得到一定的照顾。见张潮：《虞初新志》卷二。由于实行上面这些措施，张献忠农民军就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在湖广地区受到人民热烈欢迎的盛况之外，例如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在玛瑙山作战失利之后，率军隐藏在兴安、房县等地山区中，据史书记载，他们“贿山氓市盐、刍、米、酪，山中人安之，反为贼耳目，阴输兵情于贼。献忠得以休夏，收散亡，养痍伤，群盗往往归之，兵复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当时，明军督师杨嗣昌派曹进功、白显、曹志耀三人率兵入山侦察，找了很久才找到山中农民。可是，“山民自刈燕麦，得贼赂，不言踪迹。”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当然，事实上决不会是这里记载的所谓山民得贿赂，而正是他们全力掩护，并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支持张献忠农民军的具体体现。又如崇祯十五年(1642)在舒城，“招土人刈麦，三河寨民刳羊、豕迎贼。献忠犒以牛八头、银五十两。”彭孙贻：《平寇志》卷五。从这里，也可见他们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不只是广大农民拥护和支持张献忠，甚至襄阳监狱的狱吏都暗中支持张献忠，对在玛瑙山战役中被明军俘虏的农民军官兵和张献忠的家属加以照顾，待张献忠攻下襄阳时，这一大批人都回到了农民军的队伍。《绥寇纪略》卷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为襄阳残破恳乞圣恩垂怜等事》。还有，上面我们曾经谈道，张献忠经常往各地派出大量的侦察、间谍工作人员，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们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根本无法展开活动，更不能有出色的成绩，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张献忠农民军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下层人士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朝官军对人民群众的烧杀淫掠给人民群众时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因而造成“不恨贼而恨兵”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就是当时不少明朝官吏也能作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比如崇祯十四年上任的明郧阳兵备道、按察使高斗枢记叙他在张献忠经常活动的郧阳城的亲身经历时说：“左(良玉)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言。数日启行，复罄洗其家以去。去十许日而予至，米菜俱无可觅。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高斗枢：《守郧纪略》。高斗枢还说，当农民军过境时，民心尚安，而闻官军将至，则“大恐”，他不得不“遣役往迎督师，且恳其兵无入城。”这种出自当时地方官亲历的记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特此也，甚至连明兵部在崇祯十五年三月的塘报也这样写道：“左镇本月十六日冒雪抵裕州，仅有管州张生员与来日胜出城一见，其余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世变如此，可胜流涕。”郑天挺、孙钺等编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塘报南阳等处贼情事》，中华书局1954年版。的确，这是严重的“世变”，全城百姓均“为贼坚守”，人民都“喜于从贼”，“焚香牛酒迎贼”，这正是农民军在长期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张献忠农民军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了自己流动作战的高速、灵活、主动进攻的特点和长处，使自己在战略上长期处于积极的主动地位，保持了战略上的优势。

　　前面曾经谈道，张献忠农民军的行军有良好的组织与制度，保证了行军的高速度和灵活性，在军事行动的速度上对于明军占着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取得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例如以骑兵为主，少带辎重，就地筹粮等物质条件方面的因素；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等社会条件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农民军有顽强的斗志和坚强的毅力，能克服极度疲劳，战胜重重困难，以及高明的指挥艺术，等等。而明军士无斗志，纪律松弛，补给困难，军心涣散，加之军官层层克扣，士兵粮饷不足，这就和农民军士饱马腾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贼号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贼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所至樵苏后爨，动辄呼庚。贼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贼何日平?”《明史·张凤翼传》。这些，都决定了明军在速度上必然要输给张献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张献忠从四川夔州(今奉节)出发，长驱直进，东西奔驰，踏遍全川数十州县。至次年正月攻下湖北襄阳，总共半年时间，大军行程六千余里，其中还有大战五六次，小战无数次。当杨嗣昌在四川移文告诫襄阳知府王永曾，要王加强警戒时，王认为张献忠根本不可能迅速到达襄阳,还笑着说：“是讵能飞至邪?”他当然想不到，张献忠能“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四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遣刘兴秀等二十八骑伪为官军，持符验夜叩襄阳城。”当张献忠飞兵破襄阳时，明军尚在梦中，还不知道四川之事。《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这种高速度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在我国古代整个战争史上，也可算是罕见的优秀战例。

　　由于张献忠农民军有着高速度运动的优势，因而就可以大胆而灵活地采取“以走制敌”的战术，积极主动、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当时人评述说：“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堕其术中而不觉耳。”《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农民军这种“飘忽若风雨”的特点，使得明军只能“尾其后问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马溃士饥。”谈迁：《国榷》卷九十八。这样，张献忠经常走在明军的前面，展开积极、主动的进攻。《孙子兵法》云：“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孙子·虚实》。张献忠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大量明军要围围不住，要追追不上，对农民军难以展开进攻，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滟滪囊》卷一。当他们将明军拖得昏头转向、精疲力尽之时，就摆下口袋阵，来一个伏击，集中歼灭敌人，再向新的地方进攻。最典型的战例，就是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的张献忠玛瑙山受挫之后在四川的战斗。由于有效地运用“以走制敌”的战术，半年之中，不但恢复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明军，逼得杨嗣昌自杀。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纪事略》写道：“其时，贼倏东倏西，晨南暮北。官兵四面追击，转战数千里。献忠死而复苏者再。”的确，当时能够渡过困难，转败为胜，是同他们高速度的“以走制敌”分不开的。

　　流动作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分合不定，出没无常。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他们不死守一地，不死攻一城，可以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地打进攻战，打破袭战。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又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孙子·虚实、九变》。张献忠的行动正是如此，“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古人所论的这种“主”和“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斗争中的主动权。能够“为主”，就是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也即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种“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0页。农民军有了这种主动权，加上速度上的优势，就能四处击敌，“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如水入破瓮，无可抵塞。”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这就使得明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四处防守，而张献忠却可“游食自如”，节节胜利。在十几年的战争中，明军虽然数易统帅，如陈奇瑜、洪承畴、卢象升、杨嗣昌等，他们都离不了一种基本的方法——围剿。可是这种方法在张献忠面前没有一次奏效，都连续破产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飘忽若风雨”、”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的张献忠，是根本围不住的。

　　第三，张献忠除了采用灵活主动、以走制敌的战略原则外，在战术指挥上足智多谋，机灵果断，能够运用当时的具体情况，利用敌人的弱点，善于使用各种巧计，尽力以最小的代价，甚至不用代价而取得战斗的胜利，因而当时人多称“张献忠用兵最狡”《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三《寒夜录记张献忠事》。。据记载，张献忠曾认真钻研孙子兵法《明季北略》卷十五、十七。，经常从古代战争，特别是古代农民战争中学习指挥艺术，刘在《五石瓠》一书中写道：“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其埋伏、攻袭咸效之。”因此，他能经常以种种神机妙算的计谋克敌制胜。面对着张献忠的种种巧计，明朝统治阶级常常发出“真狡贼之难制也”之类的莫可奈何的叹息。

　　在各次战斗中，张献忠总是尽力设法智取，并且取得了不少出色的胜利。如崇祯八年(1635)乘元宵节期，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十四年，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次年，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噓的“铁庐州”等，而最突出的，是十四年初袭取襄阳的重大胜利。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对付敌人的进攻，张献忠则经常使用口袋战，以伏兵歼敌。罗猴山大败左良玉，黄陵城大败猛如虎等几次大捷都是用的这一战术，效果很好。崇祯十三年在成都城郊，“预取土像数百置帐中，四面悬灯而潜伏暗处”，一举全歼前来夜袭农民军的明军的战斗，也是很突出的战例。并且，张献忠这种口袋战术不仅在陆上，就是在水上，也曾取得巨大胜利。如崇祯十六年(1643)在湖南时，“左良玉遣王世泰、杨文富下岳州。贼伏轻舟汊港，以巨舰载资重啖官军。官军争利，攫之。而汊港轻舟出，夹击。官军大败，溺死无算。”《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

　　张献忠指挥战事的足智多谋，还特别表现在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弱点，采取巧妙的计策来战胜敌人。例如，他利用明军官兵爱钱如命的特点，“凡献忠他遁，虑追兵蹑至，多以金帛遗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穷追。”《明季北略》卷十六。此法不仅用以遏止追兵，还用来巧取城池，如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献忠驻营应城，故示羸。城中一僧勇而寡谋，率众千余出城。贼弃辎重走，众争取之。贼旋马突至，斩僧，纵骑大杀无遗。城遂陷，知县某死之。”《小腆纪年附考》卷二。这类以钱制敌的办法，真可算是“知己知彼”，行之有效。

　　利用敌人弱点，很重要一个方面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明军主将“平贼将军”左良玉，自恃兵力强，功劳大，一贯骄横跋扈，不奉号令，同明军督师杨嗣昌有很大矛盾。崇祯十三年(1640)初，为是否入蜀问题和杨嗣昌意见分歧，数檄不奉令。杨嗣昌遂对左良玉生疑，认为左“跋扈难制”，欲将“平贼将军”印授予贺人龙。左良玉风闻此事，怀恨在心，二人矛盾更大。这种情况被张献忠掌握。当玛瑙山战败之后，张献忠率军隐藏于大山之中时，左良玉以大军围困，形势较为严重。于是张献忠便派马元利带着大量金银宝物去见左良玉，进行贿赂、离间。马对左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去。”《明史·左良玉传》。而张献忠在率军转移途中，又故意在各地墙上大书：“某日候战，又不到”等字样给杨嗣昌看，使杨嗣昌对左良玉更不信任，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这就给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带来很大的方便。

　　利用敌人弱点，巧妙战胜敌人更出色的战例是在张献忠入川建国之后。当时，各地明军残部和地主武装纷纷自立，各自为政，都想占山为王，节制他部。张献忠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特点，制订了一个大胆而绝妙的巧计，解决了一个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而极难取胜的地主武装集团，消灭了大量敌人。此事载于《蜀碧》和光绪《射洪县志》等书，记叙较长，但极精彩：“献忠陷成都，蜀中残甲并草泽间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间，约十余万。阻山壁水，整饬甲冑，献忠忌之。时阁部王应熊驻师遵义，去中江、射洪千余里，呼应不及。王又慎惜兵器，蜀之来言情与请札付者，多不遂意。军中旧官称官，他惟称义士，无以临众。忽传山中有王，内江王也。使视之，容貌顾盼，英雄异常。军中大喜，思得王监国，不受阁部节制。共往迎王，王至。欢呼相贺，因请视事，王不得已任之。遂于军中设官职、定尊卑、安养百姓，训饬士马，十万余众，无不帖然者。军中亦为王建行宫、选后妃、备宫女、募内侍，又拨战士充御营。亡何，贼至。出师与战，大败。数战数败，军中摇动。王乃自将兵出战，大捷。贼益兵来，王又出战，又大捷，生擒数百人，降千余人，王皆编入御营中。一日，献忠自以大队至。对垒，未合战，御营兵噪，各营惊乱。献(忠)自外攻击，御营从内杀出，十余万兵，斩艾奔窜尽矣。内江王，盖贼也(引者按：明内江王朱至沂已在成都被张献忠所杀，事见同治《成都府志》)。献(忠)使之来，伪为王以破坏我师者。”从这一战例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张献忠用计之妙。同时，这位能使“十余万众，无不帖然”的假内江王如果没有高度的机智与勇敢，也是决不可能成功的，从此也可见张献忠农民军的战斗素质之高了。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来，张献忠的军事指挥艺术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7页。张献忠正是这种能够审时度势的指挥员，因而能以率领农民军在长期战斗中取得巨大的胜利。

　　第四，农民军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战斗作风，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张献忠农民军的将士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推翻头上的压迫者而战斗的，具有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战斗作风。张献忠本人就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斗争，绝无任何灰心丧气的表现。崇祯十二年(1639)冬天，作战连续受挫，被明军困于白土关，情势比较危急，张献忠对将士们说：“我自谷城突围，转战千里，身经数十战，未尝少挫。今至此，彼众我寡，彼锐我疲，若非沉船破釜，大决死战，则尽为虏耳。且死于墨吏，不如死于锋镝。”一席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张献忠“亲冒矢石，率众贼将奋死血战，勇气百倍。不逾时而数万王师尽归乌有”《纪事略》。。就是在平时，张献忠亦能吃苦耐劳，“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明季北略》卷十六。。除张献忠之外，农民军其他将领亦多能如此。例如农民军有一次在济源与明军曹文诏作战，农民军失利，“时有一人，青袍骏马，手无寸刃，以马鞭东西指挥诸贼，炮矢丛中，意气安闲，敛众而退。”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指挥员能如此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广大战士当然能够做到“无不尽力死斗”了。由于张献忠平日注重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其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能，加之年复一年的实战锻炼，因而广大将士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对各种困难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于紧张的战争生活，完全成了家常便饭一般。有个明朝官吏，说农民军将士对于作战是“习惯自然，人无全面，身无全体，铅子、箭头，处处皆是。闵不畏死，一闻兵至，乐如渔猎。我方望而畏之，彼已狎而玩之。”《平寇志》卷六。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农民军攻取吉安时，“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聚观，不为备。其人以铁钩援城半壁之树，跃而上。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农民军有如此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明军当然不是农民军之敌手。

　　农民军在战斗中能英勇顽强，就是在不幸被俘时，亦能坚贞不屈。《柳轩丛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献贼有美僮，名二孩子，时年十八，武艺绝伦。尝与黄靖南(即明靖南侯黄得功)对阵。甫出战，僮飞矢中其手。黄几败阵，怒甚，伏兵擒之。爱其勇，欲令降……僮坚不允，绝其食死。”《寄园寄所寄》卷九。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即有如此的大无畏气概，整个农民军的精神面貌更是可想而知了。

　　上述四个方面，就是张献忠农民军能以在长期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当然，除此之外，明朝统治阶级本身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颓、统帅无能、军心涣散等也是农民军得以胜利的重要条件，不过对于农民军的主观因素说来，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里就不再加以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