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首先打开了谷城的府库，释放了狱中的囚犯，焚毁了谷城县衙，杀掉县令阮之钿，占据了谷城。紧接着，罗汝才等起兵响应。原伪降明军的农民军各部，除王光恩之外，一时并起。他们经过了一年的休整和有计划的准备，兵强马壮，械精粮足，战斗力较过去大大增强。

　　张献忠等起兵之后，熊文灿才放左良玉、罗岱率军前往进攻。七月末，张献忠在房县罗猴山设下埋伏，大败明军。罗岱被农民军射死谷中，“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明史·左良玉传》。这次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少见的大捷，证明了张献忠伪降策略的成功，大大震惊了明王朝，熊文灿被撤职处死，左良玉降职戴罪自赎。明中央特命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给内帑银四万两，崇祯帝特赐尚方剑，并亲自送杨嗣昌出京，要他赴湖广调动最大力量专门进攻张献忠，因为张献忠在当时农民军各部中力量最强，对明王朝的威胁也最大。从此，张献忠长期担负了抗击明军主力的重任。

　　杨嗣昌带着一柄尚方剑、十万军队和二百万两白银，似乎不可一世，“抱祖逖澄清四海之志”李馥荣：《滟滪囊》卷一。而出了北京，在九月间到达襄阳，策划进攻张献忠的办法。一方面，他要求明中央向全国人民再度进行最大限度的搜刮，加派“练饷”，每年增田賦七百三十万两白银以供军需。另一方面，调集各地兵马，大誓三军，在他前年提出的“四正六隅”计划的基础上，订下“圆盘大计”。所谓“四正六隅”，就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的计划，所谓“圆盘大计”仍然是先从四面八方包围，然后亲率主力在包围中进剿的老一套。《明史·杨嗣昌传》。

　　对农民军的围剿，已经进行过多次，全部失败。这一次，杨嗣昌在过去陈奇瑜、洪承畴等人围剿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新围剿，虽较过去严密，但仍然早在张献忠意料之中。罗猴山大捷之后，张献忠就率军屯驻于陕西、四川、湖广三省交界的山区，视明军之动向，随时准备向敌军薄弱之地进军，打破围剿。当时，农民军分为两大股，由张献忠和罗汝才分别率领。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罗汝才在香油坪大败湖广巡抚方孔炤军，转入川东山区。闰正月，张献忠与明军主力左良玉等部数次大战于高头坝、枸坪关等地，互有胜负，部队已逐步进入四川。二月初，张献忠误入太平县(今万源)之玛瑙山，被左良玉、郑崇俭、张令等军四面包围。杨嗣昌利用农民军叛徒刘国能(闯塌天)带领明军，假扮农民军运粮人员向张献忠农民军开进。农民军守营军士一时疏忽，让这批人混入营盘，待被发觉时，外面明军已经逼近。明军得以里应外合，遂发生一场激战。由于玛瑙山地形对农民军不利，兵力又寡不敌众，特别是由于刘国能这个叛徒熟悉农民军内部情况，农民军遂受大挫，损失颇重，张献忠的家属和谋士潘独鳌等人俱被俘。张献忠率军突出重围，北走岔溪、千江河等地。明军张令、方国安跟踪穷追，被张献忠诱至柯家坪山中来了个回马枪，张令军几乎全军覆没。明陕西总督郑崇俭急忙率军来援，张献忠乃自动解围，转入兴山、房县等地深山中。

　　由于玛瑙山的失利，张献忠军力受到重创。而当时杨嗣昌将各地军队几乎全部调集在张献忠周围，可以随时出动，对张献忠的活动十分不利。张献忠便率军在山区暂时休息，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出击。虽然当时杨嗣昌调遣大军将张献忠四面包围，但却难以展开进攻。一方面，这是因为明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当时，杨嗣昌的左右手是左良玉和贺人龙，这两支部队之间为争夺军功而不能合作，左良玉和贺人龙二人为了一颗“平贼将军”的大印，明争暗斗，矛盾很大。杨嗣昌对于把这个官衔交给左或贺犹豫不决，又引起二人对杨的不满，都不愿力战，故意与杨为难。这种情况被张献忠探听清楚，便派人去设法扩大左良玉和贺人龙的矛盾，离间二人的关系，并对左良玉进行贿赂。左良玉中计，认为“吾即尽贼，安所见功乎?遂阴纵之”《石匮书后集》卷二十五。，大大方便了张献忠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郧襄山区是张献忠农民军常驻之地，情况熟悉，有一定群众基础，可以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即所谓“重贿山氓，市盐、刍、米、酪，山中人安之，反为贼耳目，阴输兵情于贼。献忠得以休夏，收散亡，养痍伤，群盗往往归之，兵复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所以逐渐恢复了军力，队伍又日益壮大起来。

　　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张献忠率军顺利地穿过了左良玉的防线，再度入川，与罗汝才合兵于巫山。五月，利用明军在川东负责防守的将领杨茂选和谭思岱的内讧，夜斩夔关，作战日渐顺利。八月，大败明军于土地岭，杀明将汪云凤。九月，攻克大昌(今巫山北)、开县，击毙明将张令，全歼石砫土司秦良玉军。

　　在农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杨嗣昌一面布置追剿，一面企图用分化诱降的手段来破坏农民军的军力。他在向张献忠展开进攻，公开悬赏购张献忠首级的同时，又用高官厚禄引诱罗汝才降明，还专门派农民军叛徒飞上天(或作黑旋风)到罗汝才营中当说客，肆意离间罗汝才和张献忠的关系，劝说罗汝才投降。罗汝才徘徊不决。张献忠得知其事以后，一方面，大胆地对杨嗣昌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另一方面，又从多方面劝阻罗汝才勿为官军所惑，并用过天星(惠登相)降明后，被杨嗣昌解往北京请功，终至被斩的具体事例来消除罗汝才的某些幻想。同时，张献忠坚决杀掉杨嗣昌派来的“安抚官”姚宗中。这样，终于坚定了罗汝才的信心，使杨嗣昌的阴谋落了一场空。《明史·杨嗣昌传》。杨嗣昌在川东布置的军队主力张令和秦良玉两部又被张献忠所消灭，所以张献忠农民军得以长驱直入四川，军行无阻。

　　张献忠入川之后，杨嗣昌和明王朝的监军万元吉也急忙尾随入川，想把出川的路口堵死，在四川进行追剿。万元吉到保宁(今阆中)大集各军，“以诸军进止不一，擢(猛)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副之，率军赴绵州，分遣诸将屯要害”《明史·猛如虎传》。。但是，由于“分遣诸将屯要害”，就使明军兵力大大分散，缺乏机动兵力，处于被动地位。于是张献忠采取自己“以走制敌”的传统打法，暂时不和明军主力决战，而在四川展开高速度的流动作战，每日驰骋二百里。“行则哨探，止则息马抄粮。(明军)关隘侦候不明，防军或远离戍所。贼乘隙而过无人之境。”《明史·邵捷春传》。是年十月，陷剑州(今剑阁)，趋广元，准备攻入陕西。因栈道不便驰逐，便折而向川西进军，大败明军于梓潼。据记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军，丧殁殆尽”阙名：《纪事略》。。四川巡抚邵捷春苦心经营的涪江防线“一战而土崩瓦解”，邵捷春被杨嗣昌处死。张献忠乘胜克绵州(今绵阳)，南下内江。然后又突然回师，掩旗息鼓偷袭成都，未破。北攻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再顺沱江而下，攻克简州(今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十二月，攻克川南重镇泸州。农民军进展迅速，所向披靡。虽然杨嗣昌亲自坐镇重庆调动各军，但仍防不胜防，一筹莫展。

　　泸州的地势，三面环水，只有立石站一条陆路。明军监军万元吉便想在立石站设下伏兵等候张献忠来自投罗网。可是明军找不到老百姓做向导，诸军进止不一，还未布置就绪，就被张献忠发觉。张献忠马上移营渡过长江，明军隔水而望，不能进击。到了夜间，张献忠用不少空船和木筏点上灯火，顺水东下。明军以为张献忠乘船东去，连忙星夜向东追击。可是张献忠却率军西走，甩开了身后的追军。当明军发觉之后，又回头向西追击，驰救成都。谁知张献忠过成都而不攻，却用最快速度急行军，经汉州(今广汉)、德阳、绵州、盐亭、南部、仪陇东进。因为张献忠甩掉了敌人，故“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明史·猛如虎传》。。到年底，农民军已到达今达县地区，准备打出四川。

　　时间不到半年，张献忠农民军在四川纵横驰骋，长驱五六千里，足迹几遍全川，而且方向不定，“倏东倏西，暮南晨北”《纪事略》。，弄得明军昏头转向，尾随穷追，精疲力尽，“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同治《成都府志》卷十六《戡乱》。。以至在明军中唱出了“想杀我左镇(指左良玉)，跑杀我猛镇(指猛如虎)”的怨谣。《明史·猛如虎传》。一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军才在开县勉强追上了农民军。他们哪里知道，张献忠正在开县黄陵城拉开了歼灭他们的口袋。当明军总统猛如虎、参将刘士杰等带着拖得疲惫不堪的队伍贸然来攻时，农民军绕至其背后，从山顶上大呼驰下，尽歼犯军。刘士杰当场被杀，猛如虎仅以身免，军符印信尽失。当杨嗣昌、万元吉急忙赶来痛哭流涕地收拾残部、打扫战场时，张献忠农民军却在营中“饮酒鼓掌而歌以诋嗣昌曰：‘前有邵巡抚(指邵捷春)，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指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指杨嗣昌)，离我三天路。’”《滟滪囊》卷一。

　　黄陵城大捷之后，张献忠并未有丝毫懈怠。利用当时明军都随杨嗣昌入川而湖广空虚的机会，他带领农民军以一日夜三百里的高速度飞驰出川。他沿途破坏驿站，使蜀、楚消息中断，当农民军到达襄阳时，襄阳明军尚不知蜀中战况如何。出川之时，张献忠侦知杨嗣昌有檄文到襄阳，便在中途截得檄文、符验，派农民军伪装明军人员，混入襄阳，与早就埋伏在襄阳城内外的农民军人员配合行动。二月初四日夜，城内放火，城外攻城，里应外合地轻取了明军长期苦心经营的老巢、“倚为根本”而又号称“天险”的襄阳，夺取了明王朝从五省搜刮来的军饷和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大大补充了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然后，打开监狱，释放了狱中囚犯，救出了玛瑙山之役被明军俘虏的农民军将士和张献忠的家属。并散发了白银十五万两赈救穷苦百姓和各地饥民，杀掉了明宗藩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和一大批贪官污吏，大快人心。各路明军闻之大惊失色，“左良玉在唐县，闻襄阳陷，股栗不能起。”《烈皇小识》卷七。

　　黄陵城和襄阳两次大捷，是张献忠农民军的重大胜利，它再一次粉碎了明王朝对农民军的围剿，使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圆盘大计”等方案彻底破产，使自己在长江流域树立了对明军的优势，给今后的更大胜利打下了巩固的基础。这两次大胜利也鼓舞了大江南北的其他农民军，如英山、霍山地区的左金王(蔺养成)、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等“左革五营”就乘势纷纷向明军展开进攻。这两次大胜利和本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巨大胜利更是大大震惊了明王朝，吓坏了明王朝的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张献忠在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时，就明白告诉朱翊铭：“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按明代惯例，藩王遇难，则领兵大员与地方督抚即成死罪)。《明史·杨嗣昌传》。而杨嗣昌也果然惊悸绝望，在沙市服毒自杀。明郧阳巡抚袁继咸、湖广巡抚宋一鹤也被明廷撤职重惩。

　　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和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以及号称明王朝“梁柱”的杨嗣昌的自杀，是明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明王朝对农民军的进攻基本结束，再也无力进行什么围剿，只能采取被动的守势；而农民军则不再为了反围剿而转移，而展开了主动、积极的进攻。可以说，明王朝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张献忠在取得了巨大胜利后，却又受到一些挫折。

　　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并未久滞城中，数日之后，便开始向河南进攻，曾攻占了随州(今随县)、枣阳、信阳、光山、商城等地。但是，由于意见不合，长期和张献忠合作的罗汝才在七月间离开张献忠与李自成合作，使张献忠成了孤军，实力大减。而这时代替杨嗣昌为军务督师的丁启睿看到李自成力量扩大，张献忠力量减少，便认为“法当攻瑕”，“檄诸将先击献忠”《鹿樵纪闻》卷下。。这样，力量已经削弱的张献忠就承受了大部分明军主力的进攻。八月，左良玉为报前几次战败之仇，联络明军其他各部，倾全力进攻张献忠。而张献忠此时却因过去多次击败左良玉，“既屡胜而骄，则谓良玉为不足谓”，结果在信阳吃了败仗，张献忠受箭伤。突围之后，且战且走，连续四战，皆不胜，部队损失很大。张献忠打算向南突围，然后东走英山、霍山，与“左革五营”会合，但出商城之后，在望云寨为明军所阻，只得返回河南，往投李自成。可是，李自成不能容人，欲以部将待之，而张献忠为人刚愎，不愿屈居于下，二人不能合作，李自成在愤怒之中准备杀掉张献忠。幸好此时与李自成在一起的罗汝才念过去旧交，私赠五百骑与张献忠，劝张迅速离去，设法与“左革五营”联军。张献忠接受了罗汝才的资助与劝告，离开李自成向东走，沿途加入了一些小股农民武装如一斗谷、瓦罐子诸部，增强了军力。由于当时李自成在项城(今项城南)大败明军，丁启睿、左良玉等皆率军驰救开封，东路空虚，张献忠乃得顺利东走，到达英山、霍山地区与“左革五营”会合，并被奉为首领，短期之内，兵力复振。

　　整个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和“左革五营”都在今安徽南部地区如潜山、太湖、舒城、六安、庐州(今合肥)、庐江、桐城、全椒等地活动，以英山、霍山和六安为临时根据地，并在巢湖训练水师，曾有攻打南京的打算。到了年底，张献忠侦知左良玉军东移，湖广明军空虚的消息，便率军离开太湖、潜山而向西进攻黄梅，再度进入湖广。

　　张献忠进入湖广之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普遍响应。由于左良玉所部明军的烧杀淫掠，人民深受其苦，例如本年冬天，左良玉兵到武昌，“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兵奔窜山谷，多为土寇所害。驿传道王扬基夺门出，良玉兵掠其资，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过矣!’”《明史·左良玉传》。所以，不仅贫苦大众，就连一些生员和中小地主亦纷纷欢迎张献忠军。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张献忠到广济(今广济北)、蕲州(今蕲春南)，有胡默等人马前迎降，未发一矢，倾城遂下。二月至蕲水(今浠水)，当地乡宦周之任等派人到农民军中联络迎降。三月到黄州(今黄冈)，有张以泽等带领大批无地失业的农民前来欢迎。四月到麻城，更有汤志、周文江、洪正龙等人率众迎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诸人中，有一些是当地的生员或者乡宦，他们多是在当地大量的穷苦农民和失业饥民，即所谓“无赖”和“亡命”的促使，特别是在当地大地主家的奴仆的推动甚至逼迫之下这样做的。因为，“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全楚。梅、刘、田、李，强宗右族，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闾。明末流寇大作，家自为备，听其奴纠率同党，砍牲为盟，曰里仁会，竞饰衣甲以夸耀之。诸奴遂炮烙衣冠，推及其主，蕲、黄凶黠少年多归之。”到张献忠进军湖广时，“里仁会之首曰汤志，杀诸生六十人，而推其与己合者曰周文江，以应贼。”详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些穷苦的“仆隶”“家奴”的威力之下，一些“诸生”“乡宦”也就不得不顺风转舵而望风迎降。而张献忠也正是在这些穷苦大众的广泛支持之下节节胜利，并大大扩充了自己的队伍。仅麻城一地，就有五万余人参军，张献忠将他们编为“新营”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还特地将那些冲破了封建旧礼教的重重束缚而参军的农村妇女编为古代的娘子军——“婆子军”。在湖泽地区广大渔民的支持下，张献忠积极准备船舟，准备进攻武昌。

　　武昌是湖广首府，也是楚王驻藩之所。楚王朱华奎一贯苛虐百姓，拼命搜刮金银，府中积银逾百万两，却又视一钱如命，不愿拿出一文钱来守城，直到张献忠大军近逼城下时，才临时拼凑成一支楚府兵。张献忠派间谍混入其中，又联络明军军官张其在为内应。五月底，张献忠率军由汉阳鸭蛋州渡江，内应者大开保安、文昌二门，轻松地攻克武昌。

　　张献忠进入武昌之后，将人人痛恨的楚王朱华奎绑在他的金座椅上(或说装入囚笼之中)拋下了长江，对明宗室和高级官吏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由于楚王宗室平日胡作非为，压迫人民最为残酷，所以这次受到的惩处也特别严厉。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军政措施：(一)本年二月，张献忠在黄州(今黄冈)时，将过去西府八大王的称号改为西王。现在，正式铸印曰“西王之宝”常任侠先生曾收藏有“西王之宝”玉印，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系赝品，不是张献忠遗物。，军中统称张献忠为大西王。(二)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县(今武昌，府县同城)为上江县。以楚王府为西王府，门口树二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在各城门之上亦树二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三)任命了一批官员，有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和五城兵马司、巡按、守道、巡道、学道等设置。同时，开科取士，录取七十八人(或说六十九人)，多用作当时农民军占领地区各州县的地方官吏。四、扩大军队，男子十五岁至二十岁者，可以报名参军。五、发楚王府大量金银赈救饥民。

　　张献忠在武昌的设施较之过去是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他开始了农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并以“天下安静”“招贤纳士”等旗帜来号召群众。应当说，这些都是积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权组织)并不健全，尤其是对地方政权的建设流于形式，仅仅派出了一些刚录取的文士去做地方官吏，甚至“单身赴任”。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散发了一些金银，没有提出当时广大人民最迫切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进一步地号召和组织群众。而且，张献忠在武昌停留时期只有两月，这些设施在他离开之后无法巩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与张献忠在武昌建制称王的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新顺王，设立文武官职，改襄阳为襄京，因而与张献忠发生冲突，甚至准备进军汉阳。详本书第五章第三节。这时，左良玉亦收拾了各地明军残部，逐渐沿江西上，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在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末离开武昌，南走岳州(今岳阳)。留下来镇守武昌的军队很少，与左良玉作战失利，周文江叛变，汤志被害，谢风州自杀，张其在率余部西撤，武昌地区全部重入敌手。

　　离开武昌之后，张献忠便率领农民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了咸宁、蒲圻，八月初力克岳州(今岳阳)，打开了南进的大门。因为水路不便逆江行舟，农民军便由陆路南下，一路进展迅速。长沙的明军守将开城出降，明宗室吉王和惠王南逃衡州(今衡阳)，张献忠追至衡州，吉王和惠王远逃广西。张献忠在衡州分兵为三：一路以永州(今零陵)为中心，攻取湘南；一路进攻广西全州；一路向东，进攻江西袁州(今宜春)等地。九月，张献忠回到长沙。

　　在长沙，张献忠曾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檄文，檄文说：“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府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谈迁：《国榷》卷九十九；《平寇志》卷七。而且，在衡州，“不戮一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在常德时，“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顾炎武：《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与此相反，“官兵沿途掳掠，号为兵眷。”“饱掠客商，焚掠百姓……民间皆畏之如虎。”顾炎武：《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二者相较，黑白分明。因而远近人民争相传播着“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的好消息，纷纷起来欢迎和响应农民军，例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人民“执知县以待贼”；袁州(今宜春)、吉安、临江(今清江)等处人民在农民军到来之前，就“屯结山险以拒官兵”；在万载等地，农民军未发一矢而整队入城。以上引文俱见《平寇志》卷七、卷八。在广大人民如此热烈的支持下，农民军所向披靡，明军望风逃窜。顾炎武《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记载，有一僧人旭初，在桃源山上亲眼看见山间道路之上，“官兵四五千人，失魂丧魄，争前恐后，顷刻间，落崖坠涧，死者不计其数。僧以为贼大队至矣，及数之，止十六骑耳。”张献忠农民军此时对明军完全具有压倒的优势，不到两月，就取得了今湖南、江西二省的大部分地区。

　　在长沙时，同在武昌一样，张献忠也采取了一些政治设施，如扩大军队、开科取士、派遣地方官吏、建立一些制度等。但是，他在湘赣地区所受到的人民的支持却超过在武昌时期，甚至，还大大超过了以后在四川建国的时期，这是张献忠农民军在政治上最得民心、军事上进展最顺利、最迅速的时期。张献忠曾改吉安府为亲安府、庐陵县为顺民县(吉安府和庐陵县均在今江西庐陵，当时府县同城)，从“亲安”“顺民”数字的含义，亦可见当时军民关系之融洽。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张献忠这时实行了较好的政治措施。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除了在长沙发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檄文外，在武陵(今常德)时，张献忠下令将大官僚地主、镇压农民军的刽子手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三《张献忠公牍文》。。这样，他就直接地(虽然不是普遍地)提出了当时社会矛盾中最尖锐的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同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口号相类似，开始向封建剥削制度开刀，用革命的暴力使受苦受难的广大农民得到一定程度的、哪怕是暂时的解放，这就必然能够得到广大农民最热烈的拥护。因为土地兼并和高额赋税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身上最沉重的两副枷锁，张献忠实行(哪怕是不彻底的、局部的和暂时的)这种救民于水火的政治措施的直接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在“查还土田”的武陵，民间每家供一牌位欢迎农民军，上书“西府万万岁”《明季实录》。。在宣布“钱粮三年免征”的长沙，大量穷苦人民踊跃参军，共编五营，超过了原有部队四营的规模。这种情况，就连当时的统治阶级也看得非常明显，他们说：“流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人不杀之伪示耳。”谈迁：《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适当的政治措施对革命战争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也更能了解“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的深刻含意。但是，由于张献忠和他所率领的农民军本身的阶级局限性，由于他们严重的流寇主义作风，使得他们不可能将这些措施贯彻下去，并且也没有在湖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不久，他们又开始流动作战，进军四川，放弃了在湖广地区所获得的如此良好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