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明军左良玉、陈洪范等部打算进攻郧襄山区。张献忠带领部队下山，准备向明军背后的空虚地区进攻，抄明军后路。当起义部队假扮明军，打着官兵旗号计袭南阳时，恰好与左良玉部下相遇。张献忠和左良玉曾多次对阵，双方相当熟悉，因而张献忠的计谋为左军察觉，左良玉部将罗岱发箭射中张献忠额。张献忠在部将孙可望等人保护下仓促指挥退却，损失颇重，且战且走，经麻城绕了一大圈，又才甩掉敌人，回到郧襄山区的谷城，谋划下一步行动。

　　这时，农民军和明军双方情况都有了新的变化。与张献忠南阳兵败的同时，农民军另一支重要力量李自成也在川北梓潼中了埋伏，大败，力量减少很多。这就间接加重了明军对张献忠的压力。也就在这同时，原来与张献忠长期联合行动的农民军重要首领之一刘国能(闯塌天)可耻地投降明军，表示“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这个“诸生”出身的农民军叛徒的投降，不但大大削弱了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集团的实力，而且，更因为刘国能洞悉农民军内部的各种情况和行动规律，这就给张献忠的下一步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加之几次战斗的失利，损失不小，所以此时的张献忠处在相当困难的局面之中。

　　当时的明军统帅是去年上任的六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这是一个被评为“鄙庸无能”的老官僚，一贯贪财如命。作战时，只要送他钱财，他就可以退兵。过去他曾担任过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曾用“安抚”的办法平息过一些“海盗”，所以对“抚”的策略颇为自信。他在到襄阳接任军务总理的途中，曾上庐山找空隐和尚商量对策，结果认为明军实力不可能战胜农民军，所以仍然决定以招抚为上策来对付农民军。虽然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订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大包围计划，但熊文灿不愿执行，在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之后，更认为招抚的时机到了，“决计招降”。通过一打一拉的手段，本年春，刘国能、马士秀、杜应金等人先后投降熊文灿。

　　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鉴于当时部队损失较大，供应不足，需要一段时期休整，便决定“假借招安名色”，伪降熊文灿，为以后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张献忠在当时如何作出伪降的决定，史籍失载。他后来在四川时，曾对部将说：“咱虽然在谷城招安，不过假借招安名色……咱眼里何曾有他那督师来。”事见佚名《蜀记》)。但是，张献忠是当时农民军“楚豫十五家”之首，是明军攻击的主要对象。为了既要取得明朝统治者对自己伪降的信任，又必须完全保持自己伪降后的行动自由，达到预期的休整部队、谋图再举的目的，这就必须有一套巧妙的办法。于是张献忠利用了明朝军队“武将怕死又爱钱”“无官不贪”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活动。首先，张献忠利用过去和明军总兵陈洪范相识的旧关系，以大量钱财贿赂陈洪范。再通过陈洪范以“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珠二”和“万金、蹄千、珠琲盈斗、他瑰货累万万”的巨额重赂熊文灿。熊文灿见财心喜，便一口应允，愿承担责任，招降张献忠。与此同时，张献忠命部将薛某，通过其叔父、当时的明内阁首辅薛国观的关系，遍赂明中央官吏，结果，“自国观以下多私受之，不复知献忠为贼矣。”这样，朝内有内阁首辅，朝外有军务总理，都接受了重赂，而且都还想接受更多的贿赂，对张献忠的行动就不得不给予方便，当然更不会对他有何不利的举动。正如张献忠所说：“有文灿主于外，国观主于内，吾之就抚也，可以万全。”《绥寇纪略》卷十。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张献忠宣布“降”明，驻于谷城。

　　张献忠伪降之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但实际上却“骄不奉法，屡檄从征不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绝不离开谷城一步。他在谷城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活动，恢复实力，准备再举。首先，他向熊文灿“要挟无厌”，要求发给十万人的军饷。熊文灿拿不出，但也不得不拿出二万人六个月的饷银交与张献忠。张献忠又在本地征粮，在谷城城下的汉水渡口征税，补充自己的军需。第二，利用当时天灾严重、饥民云集的机会扩大军队，并争取一些支持农民军的知识分子如潘独鳌、徐以显和王秉真等人参加农民军，参赞军务。甚至，被熊文灿派来“监军”的张大经也在张献忠的影响和争取之下，从“监军”而参军，成为农民军的一员。第三，认真训练队伍。张献忠经常同潘独鳌等人研究孙、吴兵法和历史上的军事故事，并制造三眼枪、狼牙棒等兵器，操练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张献忠本人也带头认真训练军事技术。据《明季北略》卷十五之载，当时献忠“营于城外，将几案叠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环不已，如教猱升木，无一息停。虽天性多动，亦借以自练，并以练士卒耳”。这样，通过种种措施，张献忠农民军的力量逐渐恢复、壮大起来了。

　　张献忠是伪降，不是真降，这在当时是被明军方面不少人看出了的。河北省博物馆藏附有范景文批语的《杨鸿揭帖》是一件很重要的材料，最近已刊载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四期。从这件揭帖可知，张献忠伪降之后两个多月，明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杨鸿就得到情报。“流贼八大王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杨鸿据此分析说：“据此看得贼魁八大王即张献忠既称实心乞抚，便合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即或随营效用，亦宜卷甲韬戈，静听调遣。乃据陆而复问水，买马而复造船，未奉督抚等衙门明文，公然连樯千艘，称戈比矛，此其逆谋叵测，不时狂逞，已大彰明较著矣。”因而杨鸿建议当时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预弭不测，早杜狡谋”。范景文也认为“据揭情形，真属叵测”，要求各地“俱要节节布置，有备无患，以伐狡谋”。可是并未得到熊文灿的响应。这以后，随着张献忠更大规模地准备再起，更多的明军将领和地方官吏如左良玉、林铭球、余应桂等人，都已发现张献忠纯属伪降，明郧阳巡抚戴东旻向明廷上疏称：“张献忠据邑弄兵，其人豺狼难以久处，不过谋分居民东作，饱食休甲，以伺吾衅。”《绥寇纪略》卷六。他们呼吁向张献忠进攻，或设法谋害张献忠性命。但是，熊文灿一则害怕承担错抚的罪名，拒不承认献忠是伪降；二则畏惧献忠的军威，不敢发兵进攻；三则，也是最重要的，是想得到张献忠更多的贿赂，所以多方袒护张献忠，以“杀降不祥”等言辞为借口，阻挡了来自各方面要求进攻张献忠的建议，甚至故意将有关消息透露给张献忠，使张便于应付各方面的怀疑。这样，张献忠的行动就更加大胆和方便了。

　　张献忠伪降之后，原“楚豫十五家”农民军各部大多采取一致步调，罗汝才、马进忠(混十万)、一丈青、惠登相(过天星)等亦相继伪降熊文灿。他们都效法张献忠，不受明军编制，更不受其调遣。一面练兵，一面耕种，“带刀以耘”，“不肯释甲”，保持了自己的行动自由。罗汝才、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等四营驻在郧阳(今郧县)，惠登相、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等五营驻在均州(今均县西)，同谷城的张献忠连成一片，互为声援。

　　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夏天，经过一年来的休整，张献忠实力大大增强。本年春，河南大饥，江北旱蝗，到处都是反抗明王朝的饥民，这正是向明军展开新进攻的好机会，张献忠遂在暗中进行积极的准备。当时，谷城驻有一支云南骑兵，善用鸟枪，战斗力颇强。张献忠表面上与其将领龙在田周旋，暗中进行离间，使熊文灿调走了这支滇军，给自己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张献忠又联络罗汝才等各部，计划一时共举。可是，张献忠这些活动又被左良玉所发觉，左良玉准备组织力量立即向张献忠发动攻击。而已被张献忠掌握的熊文灿却故意将此事张扬出去，以便张献忠设法应付。同时，又大宴小宴地招待左良玉，劝左不忙进兵。张献忠得信后，抓紧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当熊文灿得到了张献忠联络各部农民军再起的确实消息而不得不让左良玉进兵时，张献忠已经部署就绪，对来犯的明军严阵以待了。《烈皇小识》卷六；《明史·熊文灿传》。

　　关于张献忠这次在谷城伪降，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不是伪降，而是“背叛了革命”，“中途变节”，应予批判。他们认为，“无论他自己如何表白，但他向敌人举起‘降’字旗的本身，也就标志了他开始背叛了革命”；“只要那‘降’字旗一打出来，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论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都只能起到帮助敌人、瓦解革命的作用。因此，对这种在‘崇高动机’遮羞布掩盖下的投降行为，同样应予以谴责和批判。”林剑鸣、高景明：《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载1964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笔者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是否投降变节，是否应予谴责和批判，不能只看有无降字旗。“降”是一种表面现象，“真”和“假”才是实质，到底是否伪降，或历史上是否存在伪降，到底是否“变节”“背叛”“瓦解革命”，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后来的实际效果来作结论，一句话，要实事求是，而不是其他。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复杂情况，使得绝大多数起义军首领都曾运用伪降的办法来欺骗敌人，渡过困难。正如罗尔纲先生所分析的：“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196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李自成曾伪降两次，张献忠曾伪降四次，每次都取得成功，达到了转危为安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客观现实。对于那些真正投降明军者，如刘国能(闯塌天)、高杰(翻山鹞)、王光恩(小秦王)之流的革命叛徒，才应当给予谴责和批判。而对于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的伪降，却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述。关于这一问题，限于篇幅，不可能进行详细的讨论。这里，只是想对这一有很大分歧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张献忠在谷城是伪降，不是投降。而且，这次伪降是成功的，对革命斗争是有利的。待张献忠义旗复举时，他原来预定的休养整顿、发展力量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前几年，“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之流出于其反革命夺权阴谋的罪恶目的，在历史上大抓“叛徒”“投降派”，在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上也散布了不少谬论。打倒“四人帮”之后，已有一些同志写了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进行批驳，如樊树志《关于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载《复旦学报》1978年第一期)、傅玉璋《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载《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