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起义进一步发展和荥阳大会

书名:张献忠传论 作者:袁庭栋 字数:125179 更新时间:2019-11-27

  农民军此时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活动区域逐渐缩小,在明军各部的合击下,被压缩在黄河北岸的狭小范围内,困处一隅,难于发展。同时,明中央派出的京营卫军精锐部队在王朴、倪宠等人率领下源源而来,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压力。明中央又特別派出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四个太监前往军中,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支军队,督战事、催粮饷、记功过,企图一举而消灭农民军于黄河北岸。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必须设法突破包围圈,否则就有被围歼的危险。当时,东、西、北三面是明军的防线,南面是汹涌澎湃的黄河。要击溃明军的包围圈,必须付出较重的代价,要南渡黄河也很困难。但是,黄河到了冬天是要结冰的,而河南的明军力量很弱。于是,农民军便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一方面,假意向明军请降,麻痹敌人,“自称饥民头目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等持监军为奥援,欲取大功,许之。”与此同时,利用明军暂停进攻的机会,农民军却“乘机以重货与兵民贸易裘靴,为渡河计”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他们在垣曲与济源之间选择河身最窄处,铺门板于冰上,再覆上一层泥土,便成为坚实而人马不滑的大道。准备就绪之后,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突然分三路驰军飞渡黄河,在河南渑池的野猪鼻、马蹄窝等地登岸,击杀明军防河守将袁大权,并向河南腹地迅速推进。

  由于河南明军薄弱,故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渑池、伊阳(今汝阳)、卢氏、新安、永宁(今洛宁)、陕州(今三门峡市),南攻南阳,东逼开封。接着,再向四方发展,攻克了郧阳(今郧县)、郧西、裕州(今方城)、遂平、舞阳、叶县、鲁山、灵宝(今灵宝北)、洛南、汝州(今临汝)、确山、信阳、泌阳、桐柏、淅川(今淅川南)、新野、邓州(今邓县)、内乡、商州(今商县)、商南等数十州县。正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所载:“(农民军)平原突驰,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我(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如水入破瓮,无可抵塞矣。”农民军不仅在战斗中节节胜利,而且由于河南广大贫苦群众纷纷加入,军力也大大增强。一月之中,农民军控制了大半个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的辉煌胜利,使明王朝大为恐慌,连忙着手制订新的军事计划。原来明军对农民军的进攻基本上是由各地的总督、巡抚分别进行的,不能相互配合,统一调度。于是在崇祯七年(1634)二月,明朝中央任命在陕西镇压农民军有功的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统一指挥军队,制订全盘计划,进攻农民起义军。陈奇瑜上任后,当时农民军多集中在河南西南部,于是便调兵进行围剿。他安排河南巡抚元默驻卢氏,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郧阳巡抚卢象升驻房县,陕西巡抚练国事驻商(州)、洛(南),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陈奇瑜本人则坐镇均州(今均县西),统一调度。

  陈奇瑜的围剿计划尚未实现,即被农民军所识破。农民军立即离开豫西南地区向外地转移,主攻方向在西面。张献忠率军迅速攻入陕南,为洪承畴军所阻。二月下旬,即由平利(今平利北)南下,攻入四川,曾攻克川东的大昌(今巫山北)、大宁(今巫溪)、夔州(今奉节)、开县、新宁(今开江)等地,进攻保宁(今阆中)和广元,未克。四月,由达州(今达县)、仪陇北上,出白水江,返回陕南。

  这是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第一次入川,虽然时间不到两月,活动范围也仅在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但仍然得到了四川人民的响应。据顾山贞《客滇述》等书的记载,张献忠离开四川时,曾留下部将摇天动和黄龙等人率领部分力量与四川人民一起坚持斗争,力量从小到大,“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众”。他们“以通江、达州、巴州(今巴中)为巢穴,而蔓衍于岳池、广元、定远(今武胜)、合州(今合川)、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因为这支队伍“掌盘子(明末农民起义军内部称其首领叫掌盘子)者十三人”,由摇天动和黄龙率领,故称之为“摇黄十三家”,或称为“姚黄十三家”。他们在川东长期坚持和明军作战,后来又和李自成余部联合坚持抗清斗争,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或称“川东十三家”)的一部分,直到清康熙三年(1664)才停止活动,前后在川东地区坚持斗争达三十年之久。

  张献忠从川北回到陕南时,高迎祥等部亦在陕南,农民军力量大增。张献忠乘势攻下两当、凤县,打垮洪承畴的阻击,连克城固、洋县、石泉、汉阴,进攻宝鸡。这时,陈奇瑜才率军入陕,在陕南再行组织包围,并将主力集中对付高迎祥军。六月,高迎祥率军转移时,误入车箱峡(今岚皋东)绝谷,被明军包围,栈道阻断,粮草匮绝,又值连日大雨,弓矢俱坏,境况十分险恶。为了摆脱困境,高迎祥采纳了李自成的计策,伪降于陈奇瑜。陈奇瑜久剿无成,正是求之不得,立即应允。高迎祥率军走出车箱峡,获得主动权后,立即杀掉陈奇瑜的安抚官,北走宝鸡。七月,与张献忠会师周至、户县,势力复振。

  高迎祥、张献忠会师之后,便设法打破明军在陕南的包围。他们先扬言进攻西安,并向西安运动部队。明三边总督洪承畴星夜驰救西安。可是农民军却放过西安不攻而向东挺进,破澄城,围合阳。待明军向东追来时,又突然回头向西,攻击敌人空虚地区,直至彬州(今彬县)、平凉,然后再掉头攻打咸阳。明军只得在后追击,完全无力进攻。农民军在路上故意撒些金银,待明军一个个都去搜寻金银时,农民军已迅速向东进军,顺利地出了陕西,到达灵宝。待明军跟踪追至河南时,农民军再次掉头向西,回军陕西。就这样,农民军机动灵活,忽东忽西,以走制敌,取得了节节胜利。在北至庆阳,西至平凉,南至周至,东至潼关的广大地区内活动自如。而明军却被拖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陈奇瑜的围、追、剿、抚各种办法均告破产,被明中央削职问罪。由于陕西的农民军越剿越多,明陕西巡抚练国事亦被撤职。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当时的刽子手,后来的大汉奸洪承畴被提升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保定、真定四省二府军务,并总督三边如故,调集各省兵马,再次向农民军展开进攻。

  洪承畴就任军务总督,并不能拿出什么新的办法,只能是趁农民军集中在陕西之时,再次组织围剿。他命令各省军队分路入陕:河南军队从潼关、华阴入,湖广军队从商南、洛南入,四川军队从汉中、兴安(今安康)入,山西军队从韩城、蒲城入,“尽天下之力输之秦合剿”。农民军再次识破了敌人的围剿阴谋,洪承畴调集的军队尚未到达,农民军即开始行动。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底,农民军分兵数路,移师出陕。他们力量雄厚,声势浩大,“趋郧阳者二十万,前哨报犯郧津,而后队未发汉南,绵地八百余里。”《绥寇纪略》卷二。明军望风而退,不敢阻击。农民军顺利地完成了转移计划,粉碎了洪承畴的围剿。到次年正月,各路农民军全部出陕,并攻占了商南、内乡、镇平、唐县(今唐河)、淅川、邓州(今邓县)、南召(今南召东)、新野、南阳等广大地区。整个河南,到处都有农民军活动。张献忠率军驻在嵩县、汝州(今临汝)一带。

  这时候,由于明军的屡次失败,使得明中央不得不从各地抽调更多的兵力来进攻农民军。早在去年五月,洪承畴和练国事等明朝的督抚们就接连上疏,为缺兵缺饷叫苦。本年正月,给事中常自裕也上奏明廷,要求加兵派将。所以,明中央在去年八月诏发各地镇兵四万五千人到河南。本年正月,更“调西北边兵及南兵共七万二千,饷九十三万六千(两),并发内库银二十万(两)齐赴督臣军前。更命尚书(洪)承畴统率大兵出关,节制诸路镇抚,合力剿除。期以六月扫荡廓清,立颁上赏。如仍留余孽,督抚诸臣,立置重典”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这一次,明王朝是投下了很大的赌注的,不仅调来了大量边兵和饷银,甚至拿出了极难动用的内库银两。在明中央的命令之下,明军左良玉、曹文诏、张应昌、秦翼明、邓玘等部都随洪承畴出了潼关,集于河南。从辽东边境及各地新调来的祖宽、左光先、张外嘉、尤世威诸军亦源源而来,河南的明军力量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敌人有了新的、更严密的部署;另一方面,农民军虽然取得突破包围圈的胜利,到了河南,但却各自发展,未能很好协作。如何使农民军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战斗,是起义部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于是,各路农民军,即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会师荥阳,在高迎祥领导下,召开了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在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

  据《绥寇纪略》卷二所载,崇祯八年(1635)正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马守应)、闯王(高迎祥)、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曹操(罗汝才)、改世王(许可变)、射塌天(李万庆)、八大王(张献忠)、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过天星(惠登相)、九条龙、顺天王(王子顺)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李)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里眼)、左(金王)南当楚师;横(天王)、混(十万)西迎秦军;曹(操)、过(天星)分屯荥(阳)、汜(水)间,探中牟、邓(邓字误,当是郑州之郑)、尉(氏),以缀开(封)、归(德)、黄(河)、汝(水)之兵;献(忠)、闯(王)专事东方;攻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天王)、混(十万)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

  农民起义军在荥阳的盛大集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是唯一的一次,在整个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次大会不仅是适时的和必要的,而且,一致采纳了初露锋芒的李自成的建议,既要击溃各路明军的围攻,又将主力向明军薄弱的东方进攻,去开辟新的战场。这个计划不仅在会上被一致采纳,在以后的行动中也确实得到贯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且,“杀牛马祭天誓师”,更表现了农民军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决心。革命导师说过:“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对于这次大会,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荥阳大会之后,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张献忠和他领导的农民军经过七年斗争的锻炼,已经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主力。荥阳大会后,就进入了独立作战,纵横江楚达八年之久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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