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社会一天比一天黑暗，人民的苦难一天比一天深重，阶级矛盾必然一天比一天尖锐。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破坏生产力的毒菌，已经到了非以革命暴力冲决罗网不可的地步了。作为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作为明末农民大起义发源地的陕北高原，则更有其本身的特点，是当时全国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陕北高原本来自然条件就很差，天气寒冷，耕作期短，“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土质又极为贫瘠，“砂碛不生五谷”，缺少灌溉，最怕旱灾，农业生产水平很低，是著名的“不毛之区”。农业生产“数年一次，截长补短，取彼益此，必须数亩之地，仅得一亩之入”《续通典》卷三《食货》。。就是“丰年”，产量也是“亩不满斗”。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手工业也不发展，虽然出产皮毛和棉花，却不善纺织。“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纺织之利》。日用手工业品多靠外地供应，而本地出产的皮毛、棉花却又低价卖往他乡，商人获得厚利，农民却多受盘剥。可是，尽管经济落后，出产甚微，而所受剥削却并不见轻。天启(1621—1627)年间，陕西地方的统治者如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等都是魏忠贤的走卒，压榨人民极为苛虐。除了一般的剥削之外，还大力搜刮钱财给魏忠贤建造生祠，每祠耗银数十万两。更为重要的是，明末各次加派都是按亩计征的，这就大大苦了陕北农民。因为其他自然条件较好地区多种水田，每亩可收粮食二石，一个男子最多不过种田十亩。可是西北地区种旱地，广种薄收，一个男子要种地三十亩，方能勉强生活。原来的田赋早已无力负担，如今按亩加派，只能将陕北农民逼上梁山，别无他路。

　　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陕北农民常常不能依靠农耕度日，不少人投入军队去吃军粮，或到驿站当名驿卒，以谋衣食。可是到了明末，连士兵和驿卒也无法生存下去了。

　　陕西是明代的西北边防重地，驻有大量军队，仅陕西境内的延绥、固原、甘肃、宁夏等四镇的边兵就有三十七万余人。这些兵士虽是政府的“官军”，却不能从官府得到温饱。自从明中叶以来，军屯和商屯皆被破坏，屯田被霸为私产之后，军队一直是靠饷银过活的。然而，银价逐年贬值，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明中叶一两银可买米四石，到万历(1573—1620)时就只能买到五斗，到崇祯时甚至只能买到几升米。参见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初稿·明代物价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可是，就连这一点可怜的饷银也不能发给士兵。上面我们曾经谈道，明代的统治者虽然以种种名义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但舍不得动用，“陛下内廷，积金如山”，“陈陈相因，扃而不发”《甲申纪享》。。就在陕西的首府西安，当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率农民军打开其府库时，仍积存白银不下千百万两之巨。谈迁：《国榷》卷一○○。可是明朝的各级官吏却经常拖欠士兵的饷银。偶尔发放一点，也被军官们贪污克扣，很难到达士兵手中。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几乎年年拖欠军饷。天启(1621—1627)年间，经常一文不发。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的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士兵已有三十六个月没有领到分文饷银。《明季北略》卷五。这些明政府的边防镇兵只能靠卖儿鬻女，质盔当甲，维持生活。曾经任过明军的总督、总理和兵部尚书的卢象升到边境检阅军队，见此惨状后曾上疏说：“迄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挪钱借债，勉制弓矢刀枪者，依然典且卖矣。多兵罗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少鞋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卢忠肃公奏议》卷八。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穿上军装的农民同普通农民一样，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而斗争。先是逃亡，继而叛变，最后，还是加入了农民起义军，成为农民军中一支重要力量。后来农民军中很多领袖，包括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曾经当过边兵。

　　陕西又是明中央通往西北、西南各地的交通要道，设有大量驿站，不少穷苦农民去充当驿卒，“马不歇蹄，人不歇肩”地为官府转送物资，传递公文。虽然艰苦，但还可以勉强糊口。可是到了崇祯二年(1629)，明王朝为了节省开支，大量裁减驿递。于是，向来赖驿递为生的驿卒立刻陷入困境，无以谋生。正如计六奇所记；“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其民饶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遂无所得食。”《明季北略》卷五。这样一大批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仍然只有参加到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去。否则，别无他路可寻。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明末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而陕北地区的各种矛盾又特别突出。长期以来，大量的失去土地和暂时还保有一点薄地的农民，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四处流亡，转死沟壑，成为遍布各地的流民。大量的逃兵和失业的驿卒又加强了他们的队伍。这是一大堆浇了油的干柴，只要一有火星，就会燃成燎原的烈火，将腐朽的明王朝烧成灰烬。

　　点燃这一场燎原大火的导火线，就是当时陕北的大灾荒。

　　由于明末政治腐败，统治者只知搜刮，不恤民苦，本来就不多的水利工程长久失修。贫苦的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当然更没有抵御天灾的能力，因而明末各种灾荒特别流行。据《明史·五行志》的记载，从万历到崇祯的七十年中，雨、雪、霜、雹成灾者约五十次，蝗灾十八次，瘟疫五次，水、潦灾六十三次，旱灾二十二次，有二十五年造成大饥荒。在灾荒年中，穷苦人民食草木、雁粪，种种惨状横生，难以尽书。陕北高原遍布黄土，缺乏灌溉，最怕旱灾。可是在万历(1573—1620)和天启(1621—1627)年间却经常大旱。崇祯元年至三年(1628—1630)连续大旱三年，是近三百年来罕见的大旱灾。崇祯元年四至七月未落滴雨，禾苗干枯尽死，人民多采蓬蒿为食。崇祯二年，继续大旱。四月间，马懋才上疏明廷，记述了他自己在陕北目睹之惨状：“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绥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之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明季北略》卷五。这是一段描述大起义爆发时陕北人民生活惨状的怵目惊心的文字。1960年，陕西华县发现了一块崇祯十六年(1643)立的《感时伤悲记》石碑，记载了明末“蝗旱交加……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的“大劫”之状(石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与马懋才的记述完全可以印证。

　　可是，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人民生活已经恶化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明王朝的官吏竟然继续逼迫人民缴纳赋税。“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明史·吕坤传》。封建统治的苛虐和大自然的灾害相互交织而又相互促进，“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冯夷之波。”谈迁：《国榷》卷九十七。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官逼民反”，广大穷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3页。现在，广大受压迫的穷苦人民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坚决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终于在陕北高原如火如荼、迅猛异常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