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像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生。早年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财政总长，旋漫游欧洲。晚年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专心著述。1929年1月19日卒于北平，仅五十六岁。著述繁富，汇为《饮冰室合集》，有词一卷。

　　在梁启超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述里涉及了极广泛的政治与学术领域，其有关词学的论著不足十万字，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他晚年为什么忽然对词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其绝笔之作竟是《辛稼轩先生年谱》。清代初年即开始出现词学复兴之势，而近代的词学更呈极盛的局面，但令人惋惜的是：近代的词学家除王国维外基本上都是属于守旧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深受传统的束缚。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他在词学研究中所投入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才使近代词学在王国维之后又增添了近代学术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因此，探讨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的关系，这在词学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却长期为词学界所忽视。

　　梁启超是一位学术兴趣极为广泛的学者，词学研究仅仅是其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他在学习中国古代经典的过程中具有了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爱好诗词创作，能用旧的文学样式表现新的思想感受。其女公子梁令娴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编的《艺蘅馆词选》里说：“家大人于十五年前，好填词，然不自以为工，随手弃去。令娴从诸父执处裒集，得数十首。”梁启超今存的四十七首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83~10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其中最早的一首为光绪二十年(1894)作的，恰如梁令娴所言。他对词学的研究是在其人生旅程的最后十年间。这时期梁启超从政治活动转向了中国学术研究，而且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年来，梁启超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希望中国以平等的地位进入世界现代行列，于是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他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从1919年开始，梁启超带着价值观回到中国历史中来，因为对西方必须重新评价。保护中国精神对中国人来说，不再简单地是一个盲目的负担。当西方精神不是好而是坏的时候，中国精神也就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好的精神了”。［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27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于是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重新来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进行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一种“精神饥荒”，以为“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是“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