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刊出之后四十年，出现了刘熙载的《艺概》(1873)，其卷四为《词曲概》。刘熙载的词论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力图纠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理论的缺陷与失误，提出了新的论词标准——词品说。清末词家沈曾植说：

　　止庵(周济)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刘熙载)。涉览既多，会心特远，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旨。而得宋人词心处，融斋较止庵真际尤多。

　　——《菌阁琐谈》

　　刘熙载的词论的确是独具会心的，因而很有特色。

　　刘熙载，字伯简，号融斋，晚年又号寤崖子。江苏兴化县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他四十一岁，奉命值上书房，为皇室家塾教师；同治三年(1864)为国子监司业，旋被命为广东学政。同治五年(1866)，刘熙载五十四岁，忽然托病辞去学政职务，离开官场；次年应上海龙门书院之邀为主讲。讲学十四年，《艺概》即完成于此时。光绪七年(1881)于故乡兴化逝世。刘熙载以治经学为主，但不分汉学与宋学的畛域，也不喜考据之学；同时精通子史、天文和算法，旁涉道学与佛学；对于诗、赋、词、曲、书法，尤有精深而独特的见解。他除《艺概》之外著有《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昨非集》等，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和《古桐书屋续刻三种》。《昨非集》里存词三十首，他在《词自序》里说：“余词不工，却间有自道语。”这确是实情。刘熙载性情耿介孤僻，不喜与文坛名流交往，注意个人品格修养，以躬行为重，以持志为先。因此他论词没有宗派的偏见，尤其强调词品与人品的关系，对词家的评论是较为公允的，体现了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卓识。

　　儒家的文艺观是刘熙载词学的理论基础。汉儒的《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刘熙载认为词体也具有《诗经》的六义。他说：“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自来儒者论诗都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而“郑声之淫，有甚于卫”，所以孔子表示要坚决地“去郑声”。儒者们论诗因此很重视雅郑之辨。刘熙载也将这一观念引入词论，认为：“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词的创作与批评怎样去辨别雅郑呢？刘熙载知道词体有自己的特点，它长于抒情，“词尚风流儒雅”。“风流儒雅”是要符合诗教的，若“以尘言为儒雅，以绮语为风流，此风流儒雅所以亡也。”可见稍微不慎便可能流为郑声。词体既然长于抒情，刘熙载要求词家先要辨别情与欲之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