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到乾隆朝之末，词话的著述也在元明中衰之后出现复兴的趋势，其数量之大已超过了元明两代，也超过了宋代。除去词学资料汇编及词作评点等著，真正可称词话的，据《词话丛编》所收这一时期词话共有十三种：李渔的《窥词管见》、毛奇龄的《西河词话》、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王士祯的《花草蒙拾》、邹祇谟的《远志斋词衷》、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彭孙遹的《金粟词话》、李调元的《雨村词话》、田同之的《西圃词说》、查礼的《铜鼓书堂词话》、焦循的《雕菰楼词话》、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毛大瀛的《戏鸥居词话》。这些词话都保存着传统的特色，仅在少数的著述中较为重视对创作规律的探讨，或在批评中表现出新的见解，例如刘体仁、王士祯、邹祇谟三家词话便是有理论建树的。

　　刘体仁，字公勇(1612~1677)，河南颍川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与王士祯、汪琬同榜，在京师以诗文唱和、主持风雅。官至吏部郎中，罢归后从孙奇逢问学。著有《七颂堂诗集》九卷，文集四卷。因平生慕成连、陆贾、司马徽、桓伊、沈士、王绩、韦应物之为人，故室名七颂堂。刘体仁在《七颂堂词绎》里论述了词体的特点及创作的经验，其论述颇为深刻，体现了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关于词与诗的关系，刘体仁实际上已否定了“诗余”说。他以为就思想而言，“词有与古诗同义者”，如苏轼的《水调歌头》即是屈原《天问》之遗；就艺术而言，“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即与古代《敕勒歌》有同样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与词的体性不同，所以“词中境界，有非诗所能至者，体限之也”。这是在词学史上最早以“境界”的范畴论词的，很可能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产生过影响。自明以来关于词史的“正变”之争，刘体仁完全同意王世贞的意见，他说：“稼轩‘杯汝前来’，《毛颖传》也；‘谁共我，醉明月’，《恨赋》也；皆非词家本色。”他认为李清照词才是词之正宗：“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关于词史的分期问题，刘体仁借用了唐诗的分期法，认为：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扆、鹿虔扆等，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为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益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这是以唐五代词为初期，北宋词为兴盛期，南宋词为中期，元明为晚期，大致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