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于词调主要是从音乐的角度去理解的，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王灼说：“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碧鸡漫志》卷三)这是就令、引、近、慢等词与大曲的关系而言的。张炎《讴曲旨要》云：“歌曲令曲四匀，破近六均慢八均。”(《词原》卷上)这是就令曲与近、慢的拍眼而言的。张炎在论词的写作方法时曾谈到：“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词源》卷下)这是从词调内容容量而言的，但怎样划分小词和大词却无一定的标准。因此，怎样对词调进行合理分类是词学史上存在的问题。

　　明代中期顾从敬将南宋时书坊编刻的词选集《草堂诗余》按照词调进行重新的分类，这是明代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上海顾从敬刻的《类编草堂诗余》，题武陵逸史编，共四卷。卷一为小令，自《捣练子》(二十七字)至《小重山》(五十八字)；卷二为中调，自《一剪梅》(五十九字)至《夏云峰》(八十字)；第三卷与第四卷为长调，自《东风齐著力》(九十二字)至《戚氏》(二百一十二字)，共选词四百四十一阕。宋本编次是以内容春、夏、秋、冬、节序、人事等分类的。类编本则是以小令、中调、长调，依词调字数多少为顺序排列的，然后于每调下再按内容排列的，所选的词数增加了，每词下都标出作者姓名。顾从敬的新编本前有何良俊序云：

　　夫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爰自上古洪荒之世，礼教未兴，而乐音已具。盖乐者由人心生者也，方其淳和未散，下有元声，则凡里巷歌谣之辞，不假绳削，而自应宫徵，即成周列国之风，皆可被之管弦是也。迨周政迹熄，继以强秦暴悍，由是诗已而乐阙。汉兴，《郊祀》《房中》之外，别有《铙歌》辞，如《雉子班》《朱鹭》《芳树》《临高台》等篇。其他苏、李，虽列为五言诗，当时非无继作者，然不闻领于乐官，则乐与诗分为二明矣。魏晋以来，曹子建《怨歌行》七解为晋曲所奏，他如横吹、相和、平调、清调、清商、楚调诸曲，六朝并用之。陈隋作者犹拟乐府歌辞，体物之情，属咏虽工，声律乖矣。唐太宗以文教开国，又玄宗与宁王辈皆审音；海内清宴，歌曲繁兴。一时如李太白《清平调》、王维《郁轮袍》及王昌龄、王之涣诸人略占小词，率为伎人辈传习，可谓极盛。迨天宝末，民多怨思，遂无复贞观、开元之旧矣。宋初因李太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以渐创制，至周待制领大晟乐府，比切声调，十二律亦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余调；一时文士复相拟作，而诗余为极盛。然作者既多，中间不无昧于音节，如苏长公者人犹以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讥之，他复何言耶?由是诗余复不行，而金元人始为歌曲。盖北人之曲，以九宫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