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初年虽然词体已趋于衰微，但因有一群宋遗民尚活跃于词坛，而且他们的词作的艺术水平很高，所以从词的发展过程来看可算是宋词的余波。元代中期以后，词与音乐的关系完全分裂，北曲以绝对的优势代替了词体而成为一时代之文学。这时词作甚少，词话仅见于吴则礼的《吴礼部诗话》末附的七条，其中又绝大部分是谈宋人词的。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元有曲而无词，如虞(集)、赵(孟)诸公辈，不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艺苑卮言》附录，《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二)从元代文学的总趋势来看“词亡”是基本现实的，但其衰亡绝不单纯是才性投放的对象问题，自有其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进程是迟缓、曲折而特殊的。公元1368年明政权建立之后致力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16世纪)，我国城市经济再次得到新的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出现了规模很大的手工作坊，纺织业特别发达，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在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中都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不断调整了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加强了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由于十分复杂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缺乏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而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不仅没有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而且很快便萎缩了。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的宿命观念与迷信观念的增强，市民的庸俗趣味与统治阶级腐化享乐意识交融，这一切的汇合而结成一种文化的怪胎。明代文化的特质在明人的词体观念里也部分地表现出来。

　　明人词体观念的基本定势是出于对南宋和元初词坛的雅正与清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反动，趋向于浅俗与香弱。五代时秾艳的《花间集》与南宋流行的浅近香艳的《草堂诗余》，成了明人作词时学习和仿效的范本。这是明人根据社会审美观念而作的选择。明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宣扬禁欲主义，但统治者实际上又私下变态地纵欲。不少文人在通俗文艺中公开声言反对理学思想对于人性的桎梏，为人的情欲需要作大胆的辩护。明人也沿袭五代和北宋人将词体作为表现私人生活场景的工具，所以他们在论词时公然反对南宋人“雅正”的论词主张。如王世贞便鲜明地表示对艳词的赞赏态度，不愿披着儒者的伪装，而“宁为大雅罪人”。他说：

　　盖六朝诸君臣，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艺苑卮言》附录

　　我国从汉儒论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