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和词话都是宋人创造的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我国第一部诗话是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这是向无争议的；但谁是第一部词话却有争议。清人李调元以为词话始于北宋陈师道。他说：“宋人诗话甚多，未有著词话者。惟后山集中载吴越王来朝、青幕子妇妓、黄词、柳三变、苏公居颍、王平甫之子七条，是词话当自公始。”(《雨村词话》卷二)这里是指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几则词话，它并非词话专书，而宋人谈词之语在此之前也有，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便有：

　　王建《霓裳词》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人间又有《望瀛洲》《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白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水”之说，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

　　这则所谈关于词调的问题属于词话。稍后王灼考证词调渊源时，对此则内容有所驳正。他说：“欧阳永叔云‘人间有《瀛府》《献仙音》二曲，此其遗声’。《瀛府》原属黄钟宫，《献仙音》属于小石调，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为法曲，而《瀛府》《献仙音》为法曲中遗声，今合两个宫调，作《霓裳羽衣》一曲遗声，亦太疏矣。”(《碧鸡漫志》卷三)可见词话不始自陈师道，而且宋代并非没有词话专书，只是因散佚致使历史的线索隐没了。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有《骫骳说》二卷，亦称《晁无咎词话》，“其大概为论乐府歌词，皆近世人所为也”(朱弁《续骫骳说序》)。其书早佚，今存宋人诗话总集里有晁补之的《评本朝乐章》，可能是其词话内容撮要之一。晁补之作词话时当在宋徽宗初年解职归田之后，所以朱弁说：“晁无咎晚年，因评小晏并黄鲁直、秦少游词曲。”(《风月堂诗话》卷上)因此清人沈曾植认为：“词话始晁无咎，而朱弁《骫骳说》继之。今二书皆不存，独朱书名见《直斋书录解题》耳。”(《海日楼丛抄》)但《晁无咎词话》也并非最早的词话，在此之前尚有北宋中期杨绘编的《时贤本事曲子集》。

　　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１０８０)贬谪黄州后与杨绘的书简中说：

　　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然窃谓宜更广之，但嘱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辄献三事，更乞拣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

　　——《东坡续集》卷五

　　据此，则杨绘编的这个集子在元丰中已有传抄本，已搜集了一百四十余曲，而且苏轼建议更加广泛征集。此后继有《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流传。宋人诗话及笔记杂书每见引用。南宋初年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杨元素《本事曲》”，但后来散佚了。近人赵万里校辑《时贤本事曲子集》一卷，共九则，尚有数则可以补入。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３７５页，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又见刘尚荣：《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拾遗》，《书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中华书局。梁启超考证云：

　　《本事曲子》既有前后集，想卷帙非少。据所存佚文，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具采原曲全文，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远在端伯(曾慥)、花庵(黄升)、草窗(周密)诸选本以前，且述掌故，亦可称为前古之词话，尤可宝贵。梁启超：《记时贤本事曲子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１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

　　杨绘，字元素，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熙宁初曾知制诰知谏院；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六月杨绘代陈襄守杭州，时苏轼为杭州通判，遂结为词友。苏轼赠和之词便有九首之多。九月，苏轼、杨绘、张先等在湖州六客之会。张先作《劝金船》词，自注：“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可见杨绘是能作词而且精通音律的。他编集《时贤本事曲子集》大约在熙宁末和元丰初的数年间。它将词系于本事之下，以词的本事为主干，其性质实为词话，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话了。如云：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时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为赋此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下凌霄百尺英。

　　此后，南宋初年便有了名实相符的《古今词话》。杨湜的《古今词话》多被宋人引用，其书明代以来已佚，赵万里辑得六十七则。但宋人词话不以“词话”为名者居多，其内容与形式的具体情形颇为复杂。词话专书如《时贤本事曲子集》《古今词话》和《复雅歌词》，这三种都是记述作品本事而附以歌词的。其中《古今词话》多属附会作品故事，如记：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不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

　　这则本事，宋人胡仔最早进行了辨析，以为“可入《笑林》”。胡仔说：“《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则在词意的理解方面寻求比兴寄托的痕迹，如对苏轼《卜算子》词解释说：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

　　这种论词方式在宋人中是很特殊的，开启了后来以比兴寄托论词之风。王士祯批评说：“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花草蒙拾》)在词话专书里，最有学术价值的当推王灼的《碧鸡漫志》了。

　　大量的宋人词话主要是以附录的方式见存于宋人诗话总集里。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二，后集卷三一、三二、三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一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后集卷三九；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这些皆为词话，辑录自宋人笔记杂书，或属传闻。此外，词话还见于宋人笔记杂书和文集里，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赵令畤《侯鲭录》、蔡絛《铁围山丛谈》、叶梦得《避暑录话》、洪迈《夷坚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曾敏行《独醒杂志》、张端义《贵耳集》、张侃《张氏拙轩集》、岳珂《桯史》、龚希仲《中吴纪闻》、陈鹄《耆旧续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浩然斋雅谈》和《齐东野语》等。

　　如果我们将宋人词话与诗话试作一比较，则可发现诗话的名称比较稳定，词话则较为杂乱而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诗话有百余种，词话仅有诗话的百分之十；诗话在评论、鉴赏和诗学理论方面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词话则显得理论探讨方面较为贫乏和薄弱。这两种文学批评样式产生的时代都较为接近，发展的情形却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很可能是因为词体的历史较诗体为短，创作经验的积累尚不充足，理论探讨的条件尚不成熟；也由于词体的入乐性和娱乐性，词体未受到社会应有尊重，而掌握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又较为困难，以致在理论上不被重视，在具体批评与鉴赏方面又要求有相当专门的素养，所以真正的研究者是稀少的。

　　欧阳修于北宋熙宁四年(１０７１)致仕后整理笔记，写成我国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他自述写作缘起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稍后司马光谈其《续诗话》的写作是因“《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这早期的两部诗话确有“资闲谈”与“记事”的性质，其所谈的与所记的都与诗歌有关，因而区别于一般的笔记小说杂书。从这两部诗话的具体情形而言，却已经大大超出“闲谈”与“记事”的范围，是宋人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这种批评样式具有文学性随笔的特点：“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诗话产生后对我国文学批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成为宋以来的主要批评样式。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诗话的产生是因为宋人的“好名之习”和不能“自成著述”。他说：

　　宋儒讲学，躬行实践，不易为也。风气所趋，撰语录以主奴朱(熹)陆(九渊)，则尽人可能也。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原注)，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可忧也，可危也！

　　——《文史通义》卷五

　　当然诗话中也有浅薄之作，不可避免，但就宋人诗话的主流而言尚非如此。早期三部诗话的作者欧阳修、司马光、刘攽都是北宋的大学者，不存在章学诚所说的情形。他们体现了宋人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文学批评眼光，因而能以生动活泼的文笔，随意地发表关于诗歌的见解，分析诗歌的艺术，并饶有风趣地闲谈诗人的遗事。这说明了宋人非常重视总结诗歌理论和创作经验，并且同当前诗歌创作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了宋诗的发展。他们采取这种批评方式显然和宋人爱尚思理和禅悟有关，也受小说、笔记、语录等文体的影响；所以不仅对诗歌而且对词的批评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最早的词话《时贤本事曲子集》的出现，只比《六一诗话》迟了几年，它在体式和内容格局方面都受诗话的影响，以后的词话大都具有诗话的特点。

　　诗话不等于诗学，其中虽然有丰富的诗学材料。词话也是如此，它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词学的建立，它虽然也有丰富的词学资料。词话的随笔形式和“闲谈”“记事”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集中和系统地探讨专门的理论问题，不能成为专门的词学著述；但这并不否定它所具的词学资料价值。宋人词话中有丰富的词学思想和词学资料，例如：

　　(一)记述词人事迹。许多词人事迹不见于史传，词话有关的记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记柳永事：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二)介绍作品本事。有的词作是有本事的，弄清本事则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除《时贤本事曲子集》搜集大量作品本事外，其余词话里也很多。如《张氏拙轩集》卷五记徐伸《二郎神》本事：

　　徐幹臣侍儿既去，作转调《二郎神》，悉用平日侍儿所道底言语。史志道与幹臣善，一见此词，踪迹其所在而归之。

　　(三)关于作品的评论。宋人关于作品的简要评语，概括而深刻，有助于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理解。如杨湜《古今词话》评无名氏《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云：“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后叠‘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颇有言外之意。”

　　(四)关于词人评论。晁补之《评本朝乐章》、李清照与王灼历论北宋词人，都是关于词人评论的佳作。其余散见的词话，有些评论也是很精辟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评论：

　　《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五)关于词作鉴赏。宋人对于词的艺术鉴赏有许多精当而高明的见解，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谈词人巧用比喻：

　　汪彦章舟行汴河，见傍岸画舫，有映帘而窥者，止见其额。赋词云：“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银蟾月。”盖以月喻额也。辛幼安尝有句云：“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则以月喻脚，无乃太媟乎！

　　(六)作词方法。宋人很注意探讨作词方法，到了南宋后期还有词人专门深研词法。据曾慥《高斋诗话》记述北宋中期苏轼与秦观讨论作词方法技巧：

　　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东玉者甚密，赠之小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忆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东坡更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谈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

　　(七)关于词体的理论探讨。这在词话中与记事和品藻比较起来是最薄弱的。李清照、胡仔、王灼等曾简略地谈到过，并未充分展开。南宋后期张侃在《张氏拙轩集》卷五里较认真地谈到，但张氏受理学影响甚深，其论迂腐，只可备一说。他说：

　　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台》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白、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又见学舍老儒云：《诗》三百五篇，可谐律吕，李唐送举人歌《鹿鸣》，则近体可除也。

　　(八)作品考证。宋人博学，作诗话的学者甚多，如刘攽《中山诗话》已常涉及考证。这在词话里也颇盛行，如胡仔不仅考辨了《古今词话》的谬误，还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里考辨了曾慥所编《乐府雅词》之误。他说：

　　曾端伯慥，编《乐府雅词》，以秋月词《念奴娇》为徐师川作，梅词《点绛唇》为洪觉范作，皆误也。秋月词乃李汉老，梅词乃孙和仲——和仲即正言谔之子也。又世传《江城子》《青玉案》二词，皆东坡所作。然《西清诗话》谓《江城子》乃叶少蕴作，《桐江诗话》谓《青玉案》乃姚进遂作……又端伯所编《乐府雅词》中，有《汉宫春》梅词，云是李汉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间作此词献蔡攸。是时朝廷方兴大晟府，蔡攸携此词呈其父云：“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京览其词，喜之，即除大晟府丞。

　　(九)记述词坛遗事。这类记述甚多，真可起到文人们“资闲谈”的作用。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记苏轼与杭妓琴操之事云：

　　杭州之西湖，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云：“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倅因戏之曰：“尔能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云……东坡闻而称赏之。后因东坡在西湖，戏琴曰：“我作长老，尔试来问。”琴云：“何谓湖中景？”东坡答曰：“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琴又云：“何谓景中人？”东坡云：“裙拖六幅潇湘水，鬓亸巫山一段云。”琴又云：“何谓人中意？”东坡云：“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东坡云：“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大悟，即削发为尼。

　　(十)收存佚词。词话里不仅常录词人名作，而且有许多不甚知名的文人作品和民间作品也被收入，因而借此保存了许多佚作。《古今词话》便保存了这样一些作品，如表现民间习俗的《送穷鬼词》：

　　正月月尽夕，芭蕉船一只。灯盏两只明辉辉，内里更有筵席。奉劝郎君小娘子，饱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愿我做来称意。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空去送穷鬼。

　　又如描述民间妇女血泪痛苦而震人心弦的《檐前铁》：

　　悄无人宿雨厌厌，空庭乍歇。听檐前铁马戛叮当，敲破梦魂残结。丁年事，天涯恨，又早在心头咽。谁怜我绮帘前，镇日鞵儿双跌。今番也，石人应下千行血，拟展青天，写作断肠文，难尽说。

　　上述词话内容虽然涉及的方面广泛，但仍以记述词人事迹、词坛遗事、作品本事、作品鉴赏等资料最多，而理论的探讨最少。显然，宋人词话为研究宋词和词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我们可以从每家词话里见到一些词学思想，例如他们的词体观念、评价作家作品的美学原则，以及所体现的个人的时代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但宋人词话的闲谈性使其记事具有传闻的特点，因而某些记事是不可靠的，或者完全是荒唐的；又由于其随笔的表现方式而缺乏严密的理论系统，其理论是以片段的、散乱的、具象性的出现，因而难以确切地把握。当我们使用这些词话时必须谨慎地进行考证辨析和归纳整理，只有经过这番工作后，它的真正的学术价值才能显现。宋人词话是第一手宋人的词学资料，具有历史的真实意义，因而最为珍贵。

　　南宋以来词话的发展，其主流仍然沿着“闲谈”和“记事”的固有方向，这类词话的学术价值呈现愈来愈低下的状况，尤其是较多地复述前人的闲谈资料。随着词学思想的发展与创作经验的积累，词话的发展也同诗话一样，有部分作者逐渐在词话中增强考证性和理论性，产生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在此基础上，词话进一步向理论性的词学专著发展。但某些词学专著受词话表述方式的影响很深，或者仍称词话。所以唐圭璋编集的《词话丛编》所收录的八十五种词话，其情形是很复杂的，它们的学术价值各有不同，尤其是有一些成就很高的词学专著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