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作家押川春浪的三部小说——《武侠舰队》(1900)、《武侠之日本》(1902)、《东洋武侠团》(1907)在日本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月报，其《小说丛话》专栏内作者定一论及《水浒传》，认为是“遗武侠之模范”。次年在梁氏《中国之武士道》序中出现“武侠”的概念。1915年12月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发表短篇《傅眉史》标明为“武侠小说”。参见韩云波：《侠林玄珠》第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侠”之义，《说文》：“侠，俜也”；《广韵》：“侠，任侠”；裴《史记集解》于《季布栾布列传》注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俜也。”俜，乃放任之意。这样，侠之本义乃指某地区以任性放纵、党同是非的一类强人。他们即中国古代的游侠、剑士、刺客、江洋大盗、绿林响马、草泽英雄、丐帮豪杰，以及种种鸡鸣狗盗之徒。春秋时期哲学家庄周在《庄子·说剑》里最初描绘了“剑士”的形象：

　　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

　　他们蓬头乱发，冠帽低倾，组缨紊乱，愤怒于形，语言艰涩，互相击剑搏斗。庄周说：“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这种匹夫之勇对于国家是无用无益的，因而甚为庄周所鄙薄。战国末年法学家韩非从维护国家法制的观念出发，认为“侠”乃乱国的“五蠹”之一。《韩非子·五蠹》里指出“侠以武犯禁”的危害性，以为君主若“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则欲求国家之治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除掉他们。韩非所概括的“侠”的社会本质是深刻而确切的，后世武侠的性质未能逾此。汉代史家司马迁因个人所遭受的政治挫折而深感社会法律的不公正，特为西汉以来游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立传，以颂扬他们。他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矣。

　　这指出了游侠的某些优良品格。司马迁感到人们在困厄之际，遭遇祸害而无能为力；感到拘学抱义之士获取荣名的艰难，他们不若游侠，“千里诵义”；感到游侠与贫寒的儒者“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而儒者反而显得可怜。因此，他从偏激的愤世的态度出发，记下了游侠的事迹。尽管司马迁肯定并赞赏游侠的某些品格，亦见到他们某些任侠行为体现了个人的本质力量，然而他们毕竟是“不轨于正义”的，实际上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不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