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人文献资料里留下一点关于书会先生的线索，在宋代的唱本、说唱本、话本和戏文里可见到书会先生编写伎艺脚本的某些痕迹。这些不知名的书会先生是中国早期市民文学的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特殊的文人群体，它的出现与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娱乐市场的形成和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曾说：“所谓‘书会先生’的人物，至今似乎还是一个谜，正有待于我们去发现。”《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近年学者经过考辨，认为书会最初是蒙童教育的民间组织，后来书会先生出于生活的需要，渐渐从事伎艺脚本编写活动。参见吴戈：《书会才人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郭振勤：《宋元书会考辨》，《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然而有些问题仍待考辨。

　　宋代瓦市艺人所用的演出脚本是由书会先生编写的，演出的成功与否同书会先生提供的脚本有很大的关系，如后来元杂剧《蓝采和》的唱词云：“这的是才人书会刬新编”，“依着这书会社恩官求些好本领。”话本小说《张生彩鸾灯传》《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都在结尾处有说书人的套语：“话本说彻，权作收场。”这表明说书人是依据了“话本”讲的。《西厢记诸宫调》引辞云“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儿倚翠偷期话”；艺人表演诸宫调也是根据说唱本的。话本《简帖和尚》讲到故事将完结时说：

　　当时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这曲《南乡子》表现了作者对故事的评论意见，话本当然也是这位书会先生所作的了，如历史家在史传后所作的传论一样。话本《刎颈鸳鸯会》于结尾处云：

　　在座看官，要备细，请看叙大略，漫听秋山一本《刎颈鸳鸯会》。又调《南乡子》一阕于后。

　　说书人在此申明：这个话本乃“秋山”所编。“秋山”自然是某书会先生的别号。戏文《张协状元》引辞云：

　　《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

　　这个戏文是“九山书会编撰”的，显然已有流行的旧本，故书会先生声称：此新编必定胜过旧本，定当名驰东南。书会先生编写伎艺脚本之外，还可能负责编导、教练、刻印等工作，为早期市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宋人的行业意识很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同业行会组织。这种行业意识影响着南宋文人和艺人结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艺人们的“社会”有：演杂剧的绯绿社，唱赚词的遏云社，唱耍词的同文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辩社，影戏艺人的绘革社，表演吟叫的律华社。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各社会都有自己严格的社规社条。南宋陈元靓编的《事林广记续集》卷七保存有遏云社的社规社条：

　　〔遏云要诀〕夫唱赚一家，古谓之道赚。腔必真，字必正。欲有敷亢掣拽之殊，字有唇喉齿舌之异；抑分轻清重浊之声，必别合口半口之字。更忌马嚣镫子，俗语乡谈。如时圣案，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切不可以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为渎圣。社条：不赛筵会吉席；上寿庆贺不在此限。假如未唱之初，执板当胸，不可高过鼻。须假鼓板撺掇，三拍起引子，唱头一句……此一定不逾之法。

　　这个社的宗旨是以《水调歌头》表示的：

　　八蛮朝凤阙，四境绝狼烟。太平无事，超烘聚哨效梨园。笛弄昆仑上品，筛动云阳妙选，画鼓可人怜。乱撒珍珠迸，点滴雨声喧。韵堪听，声不俗，驻云轩。谐音节奏，分明花里遇神仙。到处朝山拜岳，长是争筹，赌赛四海把名传。幸遇知音听，一曲赞尧天。

　　赚词是集一宫调之若干曲，合之以成一体，配以唱词；其声韵极美。〔遏云要诀〕里关于唱赚的渊源、唱法、配乐、演唱姿势、禁忌，均有规定，不得违反。此社还以歌曲阐明自己的艺术水平高超及其社会作用。其他的各种社规大致也是如此的。书会是维护都市通俗文学专业作者利益的行会组织。显然它可以从伎艺演出中保证书会先生的经济收入，可以限制脚本的使用范围，有权编写或刻印各种脚本并确定价格。

　　戏文《张协状元》第二出有一段艺人引辞云：“精奇古怪事堪观，编撰于中美。真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艺人申明：这个故事是传奇中最美的，具有真正的戏剧体式，而且诙谐无比；它是九山书会最近改编的新戏。“九山”是永嘉（浙江温州）的地名，书会即以所在地为名的。南宋时“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有的书会也兼教育蒙童，编印启蒙读物。书会同当时的官私学校一样众多，它有自己的名称，或如元代戏曲文献里的“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宋人文献中对书会先生姓名有明确记载的是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书会：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孙）、贾廿二郎。

　　这六位都是武林（杭州）有名的书会先生。其中的李霜涯擅长作赚词，李大官人长于作谭词，周二郎会编写猢孙戏文。周密记述武林“诸色伎艺人”时将宫廷艺人排在最前，继而便是书会先生，其后才是讲史、说经、小说、影戏、唱赚、小唱、杂剧、诸宫调、傀儡、合笙等艺人。这样的排列并非任意的，而是体现了“书会”在各种伎艺的首要地位。可惜这六位先生的事迹已不可考了。

　　书会先生大都是科举考试失意的下层文人。他们长期流落于都市，习染都市的下层的世俗生活；因仕途绝望而有愤世嫉俗的心情，对生活持以放浪态度，最后由于经济的缘故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选择了从事都市通俗文学创作的道路。戏文《张协状元》引辞《水调歌头》便是一位书会先生的自我表白：

　　韶华催白发，光景改朱容。人生浮世，浑如萍梗逐西东。陌上争红斗紫，窗外莺啼燕语，花落满庭空。世态只如此，何用苦匆匆。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苦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一似长江千尺浪，别是一家风。

　　他感到人生虚无，岁月匆匆，应以玩世的态度生活。他自称是宦门之后，乃夸张以自高身份；而实为没落文人。他自诩精通各种伎艺，甚至可以搽灰抹土扮演滑稽戏中的丑角，笑傲人生。这是与传统文化相异的一种新型文人。《西厢记诸宫调》引辞是书会先生的生活态度的更为鲜明的表述：

　　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这世为人，白甚不欢洽？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们）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携一壶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打拍不知个高下，谁曾惯唱他说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话儿不提朴刀杆棒，长枪大马。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儿倚翠偷期话……

　　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

　　他以为得遇时代升平，应当恣意风流放荡，任性逍遥，不顾忌旁人的批评指责。当其兴之所之遂编了一个“倚翠偷期”的唱本，它必定会受到听众们的喜爱，因而感到一种创作的喜悦之情。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是文人消极病态的反抗情绪的表现；我们在书会才人的先驱者北宋词人柳永的《传花枝》和后来元曲作家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皆可见到此种浪子精神。其实他们并非真正的浪子，仅是玩世不恭的文人而已。他们表面放浪，却潜悲辛，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人物。

　　都市通俗文学创作必须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就此而言，它比一般正统文学的创作还有特殊的困难之处。为适应文化市场的需要，要求都市通俗文学的作者具有非常博杂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得精通专门伎艺的表现技巧，如罗烨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里谈到话本小说作者的修养时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秀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调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佳句；说古诗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兴废，记岁月英雄文武。

　　从现存话本作品看来，此说并未夸张失实。书会先生具有一般文人的文学修养，娴熟诗文技巧，博览普通典籍，却又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他们熟悉民间故事、传奇小说、通俗笑话，懂得历史、地理、博物等各科常识，掌握通俗文学程式，认识历史与现实的真面目。这些都是闭门读书、以举业为重、迂阔不达时务的传统文人所难具备的学识。可见，他们确非“庸常浅识之流”，因而受到民间艺人和广大民众的敬重。

　　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他们有自己的同业组织——书会，以编写都市通俗文学脚本为专门的职业而赖以维持生活。所以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自都市通俗文学产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内也有不少人乐于接受这种世俗的文化娱乐方式，如有“官本杂剧”和“御前应制”的诸色艺人；但这种新文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新兴的市民阶层，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市民文学。这决定了它必须表现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而且不可避免地还得去迎合小市民的某些庸俗的趣味。在这一点上，书会先生和传统文人的创作也表现出根本的分歧。从商业利益和服务对象出发，书会先生必须认真考虑去适应市民群众的接受能力，以实现文学的社会化过程。为此，他们在总结艺人演出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到通俗文学表达形式的基本规律，从而形成了文学程式化。这表现为：一方面作品的各体，如诸宫调、话本、戏文等均有各自独特的结构，如杂剧有角色、场次、段数之分的规定；另一方面，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是按各种套路进行的，如悬念设置、复线展开、情节奇变、大团圆结局等，都被巧妙地纳入某种程式。文学的程式化是通俗化的内容之一，它使受众按照已形成的思维定式进入较为低级的审美境界而易于接受。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守旧文人对市民文学排斥、压抑，致使许多早期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兵燹的损毁而散佚了。在宋人文献里保存了一些早期市民文学目录，为我们留下一些可以追寻的历史线索。

　　南宋书坊刻印的《类分乐章》二十卷、《五十大曲》十六卷和《万曲类编》十卷，都是属于通俗歌词选集。它们很可能是由书会先生编辑的，曾在都市里流传。

　　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里记录了南宋说话人常用的话本小说一百零八种，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类，现存十八种，内容可考者二十二种。谭正璧：《话本与古剧》第1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如《李达道》《红蜘蛛》《太平钱》《锦庄春游》《莺莺传》《爱爱词》《鸳鸯灯》《惠娘魄偶》《王魁负心》《牡丹记》《李亚仙》《三现身》《八角井》《十条龙》《粉合儿》等都是表现市民意识和反映市民社会生活的作品。

　　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记录了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这种“杂剧”实际上包含有杂耍、歌舞、说唱、短小闹剧等等。“官本”，当是指宫廷和官府里常演的剧目，如宋理宗诞辰的天基圣节，宫廷排当乐次有杂剧《君圣臣贤爨》《三京下书》《杨饭》《四偌少年游》等。南宋统治集团接受了世俗娱乐方式，所以在官本杂剧里也有不少反映市民思想情趣的段数。从名目可知《厨子六幺》《骰子六幺》《赌钱望瀛府》《食店梁州》《看灯胡渭州》《打地铺逍遥乐》《诸宫调卦册儿》《门子打三教暴爨》《醉青楼爨》《老姑遣旦》《眼药酸》《风流酸》《赖房钱啄木儿》《三姐醉还醒》《双卖旦》等，这些都是滑稽幽默，取材于小市民日常生活的小剧。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五保存了金代行院通用的杂剧《院本名目》六百九十四种。其中如《货郎孤》《花酒酸》《哭贫酸》《闹浴堂》《白牡丹》《调双渐》《闹平康》《风流药院》《拷梅香》《错打了》《你你嗔》《调贼》《月明法曲》《烧香法曲》《上坟伊州》《金明池》《隔年期》《还魂酸》《绣箧儿》《蔡奴儿》《师婆儿》《黄丸儿》《鸳鸯笛》《月夜闻筝》《变柳七爨》《憨郭郎》等，是表现市民趣味和传奇故事的小剧，流行于妓院歌楼等处。

　　今存元初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五出里，女伶王金榜介绍流行的戏文二十九种，它们都是出自宋人之手的。参见钱南扬：《戏文概论》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王金榜唱道：

　　〔排歌〕听说因依，其中就里。一个《负心王魁》；《孟姜女千里送寒衣》；脱像《云卿鬼做媒》；《鸳鸯会》，卓氏女；郭华因为《买胭脂》；琼莲女，船浪举，《临江驿》内再相会。

　　〔哪吒令〕这一本传奇是《周孛太尉》；这一本传奇是《崔护觅水》；这一本传奇是《秋胡戏妻》；这一本是《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一本是《马践杨妃》。

　　〔排歌〕《柳耆卿栾城驿》；《张珙西厢记》；《杀狗劝夫婿》；《京娘四不知》；《张协斩贫女》；《乐昌公主》；《墙头马上》掷青梅；《锦香亭》上赋新诗，契合皆因手帕儿；《洪和尚错下书》；《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杨实遇韩琼儿（《锦香囊》）；冤冤相报《赵氏孤儿》。

　　〔鹊踏枝〕《刘先主跳檀溪》；雷轰了《荐福碑》；《丙吉杀子立起宣帝》；《老莱斑衣》；《包待制上陈州粜米》；这一本是《孟母三移》。

　　这二十九种剧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唐宋传奇，是市民喜爱的传统剧目。

　　以上诸家记录的早期市民文学作品，除罗烨所记话本小说十多种而外，其余皆散佚，甚至连许多作品的内容也无法考知了。从这些作品目录，我们尚可想象当时市民文学之繁盛情形。

　　经历了几番沧桑，蒙受了数次浩劫，我们现在从尘封蠹损的文献里刮垢磨光，能再见到一些幸存的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作品。关于通俗歌词还可从宋人笔记杂书里寻找到线索，以考知两宋时流行于都市的作品。话本存有长篇的《梁公九谏》一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大宋宣和遗事》前后集和宋人旧编元人增益的《五代史平话》二卷；短篇话本存有三十七种。戏文存《张协状元》一种。诸宫调存有金朝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和《董解元西厢记》八卷。其他伎艺如杂剧、说诨话、影戏、杂班、散乐等脚本，都荡然无存了。从幸存的作品中，可见到它们在艺术上的早熟，重现了早期市民社会图景。

　　当我们通观今存早期市民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作者对历史故事和现实故事的鲜明态度，在劝善惩恶的评论中经常表明作者的价值观念。虽然书会先生们的各自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将他们表达的价值观念合观，则又可见到一种共同的倾向，这自然由其特殊的文化圈所决定的。历史观念与伦理观念是书会先生们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他们希望在历史故事里发扬忠义，希望在现实生活故事里表达人们躁动的情绪。《醉翁谈录》有两首小诗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

　　破尽诗书泣鬼神，发扬义士显忠臣。

　　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

　　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可是他们在主观上却自觉地成为统治思想的维护者，宣扬了错误的历史观念和封建的伦理观念。

　　书会先生是儒家历史唯心观念的宣扬者，首先从定命论出发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好恶皆由性情，贤愚遂别尊卑。”“好”与“恶”，“尊”与“卑”都是命定的，历史便由这两类人来扮演，而人们只有将希望寄托于贤明的君主了。书会先生说：

　　太极既分，阴阳已定，书契已呈河洛，皇王肇判古初。圆而高者为天，方而厚者为地。其人禀五行之气，为万物之灵。气分成形，道之与貌。形乃分于妍丑，名遂别于尊卑。于是有君有臣，从此论将论相，或争权而夺位，或诛暴以胜残……须赖君王相神武，庶安中外以和平。（《醉翁谈录》“小说引子”）

　　因此，在书会先生看来，古今的治乱兴衰完全是由于封建帝王个人心术邪正所致；如果恶人当道，小人得势，便会造成国家的动乱衰亡。历史大致如此：

　　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乱之时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阴阳一理。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阳明用事底时节，中国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庆云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阴浊用事底时节，夷狄陆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蚀之灾，在地便有蝗虫饥馑之变，天下百姓流离之厄。这个阴阳，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宣和遗事》前集）

　　尽管这个立论以阴阳为据，而却只见到极表层的历史现象，而且所列的某些现象之间是无内在联系的，反而淆乱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原因。这里所表现的历史观念是受了当时理学思潮的影响，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实质上是维护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书会先生又是封建伦理思想的说教者，主张压抑人欲，使行为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如说：

　　祸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惧欤！故知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如能如执盈、如临深，则为端士淑女矣，岂不美哉！惟愿率土之民，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有过则改之，未萌则式之，敦崇风教，未为晚也。（话本《刎颈鸳鸯会》）

　　此外还表现了不少宿命观念和迷信思想，如：“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世转来还”（话本《菩萨蛮》）；“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话本《拗相公》）；“莫道浮萍事偶然，总由善德感皇天”（话本《冯玉梅团圆》）；“铁树花开千载易，坠落阿鼻要出难”（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书会先生还常常劝告人们谨慎处世，以避难远祸，求得个人安全，如说：“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话本《错斩崔宁》）他们所讲的故事最后也归结到封建性的劝善惩恶的意义上去。

　　为什么书会先生要摆出一副统治思想维护者的面目呢？这固然与他们所受传统文化熏陶有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使其作品得到统治阶级的容许，以获得合法的演出，于是不得不采取一种伪装的保护颜色。南宋初年曾有说书艺人以口舌罹祸的例子。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载：“百姓张本，杖脊送千里外军州编管，坐念诗讥讽及谈说本朝国事为戏也。”张本是一位讲说时事的说书艺人，所说的可能是“新话说张（浚）、韩（世忠）、刘（）、岳（飞）”之类的话本。当时秦桧当权，主张和议，认为所讲中兴四大名将之事乃讥讽时政，于是乃对张本严处。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6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所以书会先生为谨慎起见，他们俨然是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和宣扬封建伦理思想的。然而他们描绘的历史人物和讲述的现实生活故事却创造了客观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正是这些艺术形象才使他们的作品为市民群众所喜爱，从而成为社会新思潮的表现者。

　　每个时代的新思潮都是最先在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化方面体现出来，而最鲜明地反映在两性的关系上。书会先生们认为：

　　“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话本《刎颈鸳鸯会》）

　　在两性的追求中，人们表现出巨大而强烈的欲望。在话本中皇帝宋徽宗被写成像普通市民一样，当他见到名妓李师师时“直恁荒狂”。五戒禅师守戒多年，一见少女红莲，“一时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普通市民女子如周胜仙和爱爱，她们遇到自己喜爱的男子便一见钟情，为之相思而死。富家女子刘素香在元宵遇见书生张舜美，遂设计一起私奔。杭州城郊姑娘蒋淑英，“自幼心中只好些风月”，最后同商人朱秉中同赴鸳鸯会时，被丈夫张二官双双杀死。这些人受到强烈的欲望驱使，根本不顾忌传统的道德规范、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了。

　　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市民阶层提供了许多个人发展的机会。人们渐渐摆脱宿命观念的束缚，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努力与环境斗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此，他们不惜付出重大的代价。发迹变泰的主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市民文学作品中的刘知远由乡村的雇工，不数年便成了权力阶层的人物；史弘肇本是城市流浪汉，瞬间成了名将；侠士郑信偶然得铁臂弓之助，很快当了节度使。书会先生笔下的许多小人物，特别是妇女，他们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斗争的故事尤为感人。崔莺莺在唐人传奇里是悲剧性人物，而董解元在诸宫调里却将她描绘成敢于斗争的女性；她为了爱情幸福，离家私奔，以既成的婚姻事实逼使家庭让步。新荷为了争取自由而不择手段地诬陷善良的可常和尚。秀秀为了与崔宁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而主动追求崔宁。市民女子庆奴一直被恶劣的命运缠住，为了生存而在污浊的社会底层挣扎。这些小人物大都难以改变悲剧的命运，然而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了。

　　社会下层的人们对生活大都持以最现实的态度。市民阶层是很讲究现实利益的，并且有个人主义的特点，儒家的那些礼义廉耻似乎在现实中没有实际意义。刘知远虽然感到妻子李三娘的情深义重，却在太原答应了岳司公女儿的亲事。万秀娘为了复仇，只得顺从强盗苗忠而做了扎寨夫人；刘大娘子为保全自己性命也顺从强盗为妻。这里个人安全的需要大大胜过了贞操的意义。书生张协为了个人的仕途顺利，杀害于他有恩的妻子贫女，其个人主义的原则在情变中表现最为突出。

　　从书会先生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真实而言，他们又不愧是新的市民思潮的表现者。书会先生有自己的局限，往往在统治思想与市民思想间矛盾徘徊。这种情形大大限制了其作品思想的深化，而且使得市民反封建的思想难以明确地表达。如果将我国早期市民文学与欧洲同时的城市文学相比较，我国市民文学的高度艺术水平与思想局限都是显明的。虽然如此，我国早期市民文学的成就与都市通俗文学创作道路的开辟，仍应归功于这些无名的书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