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是春秋时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他因不惧生死，秉笔直书，被孔子誉为“良史”。后人将不隐讳任何人的错误、缺点，毫无顾忌、大胆公正地直写历史者，称为“董狐之笔”。

　　一　不畏强权，严守节操

　　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那时侯，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他搜刮民财，乱收税负，还时常站在城楼上，用弹弓射击来往的行人，以观看人们躲避弹丸取乐。更有甚者，有一次，仅仅因为厨师为他炖的熊掌不够熟，他竟然一怒之下，杀了厨师，把尸体分成八块，用竹篓装在草筐里，命妇女用车装着尸体经过朝廷。晋灵公的这些恶行，史称“晋灵公不君”，即晋灵公不行君王之道。

　　对于晋灵公，相国赵盾多次进谏。晋灵公很厌恶他，先是派鉏麑暗杀他，没有成功。接着以赏赐赵盾喝酒名义，预先埋伏好武士，攻杀赵盾。幸亏赵盾武艺高强，勉强逃了出来。

　　赵盾逃亡后，他的侄儿赵穿趁晋灵公酒醉时将他杀死。之后，赵穿立晋成公为国君。当时，赵盾刚逃到晋国边境，还没有出境，听说晋灵公已被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复任相国，继续执政。由于赵盾精明强干，得到朝野的普遍赞誉。

　　当时记载史事的“书法”，也就是记载历史的原则，是按照君臣之礼制定的，君臣之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于是，史官董狐按照君臣之礼的“书法”，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晋灵公被杀之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对赵盾的讨伐。

　　赵盾十分生气，他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都不在朝中，你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你这样乱写，是诬蔑朝廷命官，是要杀头的。”

　　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你赵盾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你现在身为国家大臣，却从未追究过弑杀君主之人的罪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你承当，这是按写史的“书法”决定的。

　　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说：“你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史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诚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丢个脑袋，对于我而言是件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

　　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赵盾被打动了。他没再说什么，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

　　董狐这种不畏强权，坚持诚实的职业精神，一直被后代的史官当作楷模。

　　二　“董狐之笔”，史家典范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妥。但在春秋那个时代，是按照记载历史的“书法”原则，以君臣之义为标准，是实事求是的秉笔直书壮举。

　　董狐这样记载，是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的。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如实记录“崔杼弑君”，被崔杼杀死，太史的弟弟继之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掉，后其弟又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弑君”，崔杼无奈叹服。有个叫南史的史官，听到太史被崔杼杀害，带着书简前往齐国，准备冒死继续记载“崔杼弑君”，途中得知史官已如实记书，半途返回。

　　孔子听到董狐和赵盾之事后，非常感慨。他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意思是：董狐是自古以来秉笔直书的好史官，他按照记史的“书法”原则，不因为赵盾是执政者，而有所隐晦。赵盾是自古以来贤明称职的好大臣，他因为记史的“书法”原则，而受到冤枉。可惜啊，他要是离开了本国，他就没有责任了。

　　孔子的这段评论，因为时代不同，是非标准不一样，于今看来，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孔子赞扬董狐，后人褒美董狐，并不是表明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述完全符合史实，而是表彰董狐坚持记史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史记》开始，赋予了记史“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董狐之笔”成为中国历史上史家秉公直书、撰写信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