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和相对纷杂的情形。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特殊的时势政治背景，同时还包含着其时人们对“民族”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及由此产生的人群分类。康区地处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地理过渡带，也是藏族与众多西南民族比邻交错地区，其文化面貌与卫藏地区呈现了某些不同，这些因素均对其时人们称呼康区藏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民国时期尚未出现由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与认定，对康区藏人的称谓还处于相对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既接续历史传统，又吸纳时代因素，并蕴含当时人们因立场和角度而呈现的主观态度，内涵十分丰富。为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的称谓及其缘起语境作一讨论。

　　一、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几种称谓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颇为纷杂，常见的主要有“番族”“番民”“番人”“康族”“康人”“康民”“康霸娃”“博巴”“博”等，同时为了与汉人相对应和区分，汉人也常将康区藏人称作“土人”“土民”“夷民”“边民”“蛮”“夷”等。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主要存在以下四个系统，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关于“番”与“番族”

　　将康区藏人称作“番”，是一个接续历史传统并出自汉人语境的称谓。自明清以来，汉文史籍及汉人对藏人多普遍称“西番”。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奏西海荡平善后事宜折》曰：

　　查古什罕之子孙占据西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陕者，东北自甘、凉、庄浪，西南至西宁、河州，以及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之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自古及今，皆为西番住牧。其中有黑番、有黄番、有生番、有熟番，种类虽殊，世为土著，并无迁徙，原非西海蒙古所属，足为我藩篱。592

　　从以上记载看，被称作“西番”的人群分布地域甚广，“自甘、凉、庄浪，西南至西宁、河州，以及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之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几乎囊括了当时青海、甘肃、四川及云南境内的所有藏族人群。“西番”一称，清楚说明它是出自东部的汉人及中原地区的称呼。

　　正因为如此，在清代，“番”成为对康区藏人最为常见的称谓。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护送达赖喇嘛由康区泰宁归藏，其日记记叙康地沿途见闻：

　　十二月十八日……山势略开，江岸有地，番人垒石为碉楼，相与聚居，即打箭炉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番民皆蓬首垢面，无复人形，除塘兵外，鲜有华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早晨见达赖喇吗，午至申接见大喇吗暨诸酋长土司番人等，皆赏以金帛，有差。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