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这样一个滚滚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常以“非理性”“荒诞”等面孔出现的神话、传说获得了从历史漩涡中泛起的更大势能。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也是大力发掘希腊等神话资源，智性、人性等是它所倚重的，而中国神话则以德行、神性为主脑，与“启蒙”内蕴上颇为方枘圆凿。在我们看来，造成这种“相向”而又汇流的局面其根由应在于类比诗性思维的根深蒂固。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神话的精神结构是“孪生”的，两者互为表里地成为后世诸多精神现象的泉源。那么，类比诗性思维究竟如何促进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蕴与“启蒙”文化两者结为姻缘的，并聚集在中国诗歌进而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运动麾下，便是问题要讨论的关键之所在。

　　一、“混沌”类比启蒙之初的社会生态

　　在人类文明的首页翻开之前，是“混沌”主宰世间一切，它是中西创世神话的共有意象，都是人类自我意识萌芽、理性开启之前的整个生存形态的精到概括。

　　对传统意识的反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最撼人的举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混沌”一词在语义上要为新文化运动者所择取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神话之概念界内的，唯其如此才成为批判的靶子。和整体文化环境一致的是，新诗就常以“混沌”来描述诗人对生存世界的感受。郭沫若的诗歌人生正是从神话、传说中开启的，诗剧《女神之再生》就是直接以原始神话为抒写题材，诗人以“混沌”为文化运动的箭镞，其矢的就直奔“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魂兮，归来”，同时人们也不再满足从政治层面对“史无前例”的伤痛进行抚慰和反思，而是希冀从文化切口对这满目疮痍、因袭负累的民族精神世界寻根溯源。民族神话、传说因此再次纷纷“粉墨登场”。杨炼的《诺日朗》、海子的《太阳·断头篇》等作品相继面世。这些作品中依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