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歌的翻译易于产生新的语言句法和表达方式，从而导致中国新诗语体的创新和表达的完善。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形式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意味着译语与源语的调和以及诗歌翻译活动得以产生的可能性，并由此赋予中国新诗语言更加丰富的文化内蕴。

　　翻译易于产生新的语言句法和结构，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输入新的语言元素。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和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虽然有各自的出发点和语言主张，但两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所使用的语言与源语和目标语都存在着差异，翻译文学的语言相对于目标语来说是一种新体。瞿秋白认为翻译可以产生不同于固有语言的新的语言形式，而鲁迅翻译时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白话”，一种博采众长的白话。

　　翻译语言吸取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属性有助于丰富中国新诗语言的文化内涵。英国学者艾伦·达夫(Alan Duff)在有名的《第三种语言》(The Third Language)中所命名的第三种语言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语言，它具有“第三者”属性；澳大利亚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on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的概念，认为译者(Translator)的翻译行为一旦发生，他就不再属于源语文化或目标语文化，而是属于这两种文化的重合交替部分。可见翻译文体的语言独具特色，具有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二重文化属性。翻译语言传达语言文化差异性，推动了译语的发展繁荣。

　　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是实践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重要环节，带动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创新。例如，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这批最早的新诗产品还没有完全脱离古诗文体的窠臼，倒是在此之前或稍后的译诗更充分地实践了白话新诗的主张。现代译诗不仅在整体上实践了中国新诗的语言观念，而且具体的译诗过程也是对译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