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本土性”这一概念有别于流行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是对当代汉诗发展的误读。我们应该澄清现代汉诗的“西方移植说”，研究思路从“本土化”转向“本土性”。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新诗完全是西化的东西，应该在移植过程中“化”为中国本土。“本土化”是一个过程，而“本土性”则强调汉诗的汉语诗性智慧及汉语所承载的汉语文化体验，乃是为汉诗新诗寻根。而事实上，中国新诗初受庞德的意象诗影响，其实美国意象诗却是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启发而成。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如索绪尔(F.Saussure)、范尼洛萨(E.Fenollosa)、德里达(J.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深深赞叹汉语文字的诗性功能。汉诗与西诗具有思维的同构性，而且汉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诗性智慧。

　　“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与实践”这一话题的提出，是回眸百年中国新诗史的必然结果。汉诗的“本土性”，虽然包括汉诗的“本土性经验”，但是，仅仅谈论经验本身并不是艺术。因此，汉诗的“本土性”主要是指基于汉语诗歌载体——汉语的诗性智慧以及所承载的母语文化精神，其逻辑起点是汉语的诗性智慧。

　　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日，白话语言与古典汉语隔断，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载体——古典汉语，就彻底告别了古典汉语文化，离开了汉语诗学传统之源流，走上了脱离汉语母体的不归路。接着是30年代的战争环境，诗歌走向战争宣传所需要的“大众化”风格。40年代西南联大诗群在艰苦卓绝之中使现代诗向高峰迈进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就是50年代以来的政治清洗，文学语言转型为苏联式的政论风格，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全方位强势侵入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文学话语。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上半期的朦胧诗刚刚走向正规，又遭到了第三代诗人的反叛，肆意扭曲语言，盛行的思潮是反崇高、反文化、反美学、反诗学、否定理性中心论，无限张扬自我，没有沉下来思索汉诗何为汉诗，汉语诗歌的载体汉语以及诗歌本体被搁置。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盲从历史进化论，唯先锋是瞻。并以此为时髦。求新求怪的“伪后现代主义诗歌”遭遇到商业大潮，于是策略化写作、平面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宣泄式写作、炫技性写作流行起来，沦为“当代诗歌的乡镇作坊”。在这种诗歌环境下，重新思考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郑敏在西方解构主义文论中重新发现了汉语的诗意价值，她较早意识到新诗与古典汉语断裂带来的巨大后果。《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一发表就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她率先指出了20世纪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白话文先驱胡适、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