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前，中国诗学著作从体制上看系统性不明显。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诗学的言说并未终止，但新体制的著作中，著者跳出了诗学本身，把诗学作为一种客观观照对象，采取了新的言说方式。这样的诗学著作大体可分为五种:全新的诗学(完全现代的诗学)、新纂诗学(以现代眼光系统整理的诗学)、旧的诗学(传统诗学)、以旧融新的诗学(试图借助传统资源解释新诗的诗学)和以新纳旧的诗学(现代视野下的传统研究)。这些诗学著作有着传统诗学所不具备的现代因素，将以诗话、诗法为主的诗学言说方式变成了以现代著述体例为主的诗学著作。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可做如下探索。

　　“整理国故”成为诗学转变的背景。用现代眼光整理的诗学著作，遵照了胡适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三大原则，体现在进化论的历史观念、章节体的使用、借用西方诗学术语与自觉的中西比较意识。诗学的现代整理，本身就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整理国故的概念贯穿了现代学术史的整个过程。

　　西方诗学的零散影响。中国诗学开始现代转变当然也是受西方诗学的影响。目前所见最早翻译的诗学专著是1923年11月初版的傅东华、金兆梓所译美国Bliss Perry的《诗之研究》，后来又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923年到1928年间，出现的以现代眼光来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有胡怀琛的《中国诗学通评》和潘大道的《诗论》，但这两部著作没有明显的系统性。稍显系统性的是徐敬修的《诗学常识》和陈去病的《诗学纲要》，却是用文言写成的。1927年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才是用白话写成的具有成熟系统的著作。此时期以旧诗学阐发新理论的著作有胡怀琛的《新诗概说》和《小诗研究》，讨论新诗的著作有王希和的《诗学原理》和闻野鹤的《白话诗研究》。可见，诗学著作译介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