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何处去

　　1979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为我平反恢复党籍以后，曾任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的鲁钊同志就想调我到陕西省教育学院任教，并担任陕西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但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张越坚留不放，居然把我也当作什么“出土文物”了。无奈，我只有准备终老于这座汉唐古都、历史名城。因为星霜荏苒，这年我已经五十九岁，离退休年龄只有一步之遥了!

　　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者，远方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1949年底我在永川接管文教系统时认识的英井中学校长张达扬，他不知如何探听到我的行止，忽然到西安来找到我，热情邀请我到成都大学任教。这使我颇感兴趣，因为比之于严寒酷暑、风尘迷漫的西安，我当然更爱水土肥美、风光旖旎的成都。虽然我在西安也住了一二十年，培育了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其中不乏日后的博士、诗人。但是十年动乱中毕竟留下不少伤心往事和精神创伤，远不如我在成都留下的青春记忆和战友情深。因此我没有推辞张的热情邀请，答允1980年的春天先到成都去看看。在成都，我会见了成大中文系主任白敦仁先生，他力邀我到中文系任教，我不敢答允他，因为西安还不肯放我走，我得回去活动活动再说。

　　然后回到我在成都暂住的弟弟家，忽知成都的著名诗人木斧屈驾来访。我很荣幸，因为自从1955年后，已经没有什么文友敢与我来往了。次日一早，我就按他留下的地址去回访他。不料一进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大门，就碰到老朋友李致。他热情地拉我先到他的办公室坐下，随意问起我和夏嘉的近况。因为1950年他和夏嘉都在沙磁区委工作，他任区团委少年部部长，夏嘉在区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长，我则在团西南工委编《西南青年》，我们都是青年团干部。聊到中途，我才知道他现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难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在西安书店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书，已经在全国的出版界崭露头角，那些被誉为“出土文物”的著名老作家的近作，尤其令人瞩目。这时他突然恳切提出，邀请我和夏嘉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工作，并告知我要见的木斧也在社里，并且是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他立即要我留下我和夏嘉的简历，他准备随即去办函调手续。

　　我感谢他的热情邀请，也因为我看到十年动乱以后，祖国文化被“四人帮”剿灭得一片荒芜，年轻一代产生了深深的文化饥渴，他们迫切希望打开封闭十年的历史文化宝库，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宝贵传统，让他们放开眼界来自我选择。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正好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因此，我答应了他的邀约，准备调令到达那边以后，再竭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