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西安

　　1959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以后，团中央组织广大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夏嘉响应号召，主动要求到陕北去，学习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料在米脂农村又遭到极左派上挂下联的无端批斗，1960年乃留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1961年秋，“大跃进”后的北京供应紧张，必须将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清理出京，减轻京城负担，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1961年11月，大好人朱语今找我谈话，语气极为委婉，说夏嘉既然留在西安，你们两地分居也不方便。组织上照顾你们家庭团聚，决定把你调往西安，由西安市给你分配工作，我无法拒绝组织决定，只好收拾行囊，携家带口到西安去。西安市委把我分配到市教育局。等了一个多月，没有落实单位的消息。后来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敢要我，一因我是胡风思想影响“分子”，而且已被开除党籍；二因我的级别较高，放在中学不大合适。但当时市属的唯一高校已经下马，所以无法安置。后来有一个中学校长，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的一位部长，资历老，魄力大，竟大胆把我要去，为他把守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学，这样我就分到他所在的西安十中。

　　他对我确实不错。那个冬天西安奇冷，宿舍没有取暖设备，向阳的房间就是最暖和的地方。他竟让一位已经住进向阳房间的年轻教师搬走，让我搬进去住。为此埋下祸根，而我当时并不知情。

　　遭遇浩劫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四川教过十一个中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当过中学校长，现在重执教鞭，驾轻就熟，倒也深受学生欢迎，送走一班，又接一班，日子过得还算平安。但不久党中央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在此形势估计之下，平时大大咧咧，好喝几口酒的十中校长，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市委派进工作组开展批判斗争，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优待了我这个胡风分子，成为他包庇“坏人”的罪状之一。我也同时受到批判斗争。

　　奇怪的是社教结束以后，工作组长留校担任了副校长，他却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勇担重任，叫我去担任高中四个毕业班中最乱的一个班的班主任。我力辞不准，只好勉强承当。原来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来自陕西省的重点中学“西安中学”，这个学校为了提高报考大学的升学率，把成绩差的都输送到西安十中。他们多是高干子弟，平时趾高气扬，对被西安中学排除送进十中满腹怨气。我才接这个班不久，工作尚未理顺，就碰上十年浩劫，这些学生平日就目无纪律，对教师的管教非常反感。加以这时那位敦劝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