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应文友姚澄宇之约，在《南京人报》同编副刊《雅歌》。澄宇取笔名曰杜若，芳草也，喻其人品高洁；我仿而效之，乃取笔名曰杜谷，喜其音韵谐和，非敢附丽于杜甫、杜牧之后。虽然自幼亦酷爱读二杜诗，尤慕杜牧之才华。当时竟不知祸将由此而起。

　　近读当代著名诗人《王尔碑诗选》，惊见其睿智新颖之汉字解构诗《想象汉字》，深受启迪。如小诗《闭》：“一个天才被关在屋子里／阳光走不进去／谁去开门。”我读后茅塞顿开。想我半生劫波度尽，不正缘于“杜谷”这笔名之晦气吗？“杜”者，阻塞也，人堵死在山谷里，哪还有生路?再看“谷”字的形象，酷似双眉倒挂，哭丧着脸，俨然一副迍邅相。乃知此生坎坷，良有以也。

　　1954年冬，全国大区一级机构撤销，我和夏嘉上调到共青团中央，分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统战部。我的具体工作是协助彭子冈主编《旅行家》。夏嘉则负责统战部的党、团支部工作。

　　初到北京，正值严寒，人地生疏，居无定址。加以夏嘉即将临产，家中将有三个婴幼，而我只有一个保姆，人少事繁，顾此失彼，生活十分狼狈。待到1955年春，居处初定，生活稍有头绪，不料又碰上“肃胡”一案揭幕。

　　自投罗网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看到这个标题，就使我目瞪口呆——怎么一场关于文艺理论的争论，会变成一场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进而又把胡风和那些与胡风有过文字交往的人说成是个反党集团呢?我认识胡风，并知道他是鲁迅赞许的学生和战友，还知道他在国统区创办《七月》《希望》杂志，是受到周恩来关怀、支持甚至资助的，更知道围绕在他周围的一批青年诗人、作家，都是要求进步、向往延安的革命者，许多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在文艺思想上比较一致，怎么能说成是一个反党集团呢？我以为这一定是周扬的宗派主义发作，利用他掌控文艺工作大权，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争论进行政治上的报复。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终归是可以澄清的，只要毛主席弄清了周扬胡风当年论争的原委，问题就不难澄清。所以，当支部号召每个党员都要说清自己与胡风的关系时，我觉得光明正大，事无不可对人言，何况我是党支部委员，乃毫无顾虑地主动坦陈我与胡风的交往。

　　但到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我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了。许多事实都搞反了，比如我知道绿原从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到什么中美合作所，而是化名周树藩逃到岳池的新三中学教书去了。但有的竟不顾事实，血口喷人。这时我更感到有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