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早期城市文明的兴起一样，成都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离

　　不开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

　　（wù）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成都平原是我

　　国西南自然地理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之一，无可争议地成为古蜀国都邑的选

　　址地。从距今4500～4200年（夏朝之前）的新津宝墩古城到距今3600～3200

　　年左右（商代）的广汉三星堆古城，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到今成都

　　市区以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为代表的开明王都，经历了上千年的探寻，自此

　　以后，成都城址再未发生大的变更，有扩展而无迁移，城名未改。从距今3000

　　多年的金沙遗址算起，成都城市发展前后连贯、生生不息，展示了强大的生

　　a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

　　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 “多元一体模式”，以及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

　　命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前后数千年延续，至今仍屹立于世界特大

　　城市之林的文化名城，这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大山之下立都城

　　人类早期的城市都是位于自然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北纬30°地

　　带，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长江文明都在这一线上。公元前5000年到公

　　元前3000多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已经出现早期城市文明，苏美

　　尔地区先后建立了多个城市国家，祭司阶层成为城市秩序的主要管理者，确

　　立了以神和神学为主的宗教体系。苏美尔人还建造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

　　迹”之一的新巴比伦城，发明了象形文字。与此同时，非洲北部的尼罗河文

　　明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河文明也发展起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则成为

　　东亚文明的孕育地。位于东经103°

　　10ˊ～103°40ˊ、北纬30°

　　54ˊ～31°

　　26ˊ

　　之间，长江上游的成都地区大约从距今5000年前后就开始迈向文明，成都城

　　市文明的崛起，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起源地既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特

　　点。

　　1．从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深居亚欧大陆内

　　陆腹地。尽管成都平原周环群山，却与中原、西北、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联系紧密，成为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三大经济文

　　化带的交会点。

　　在海洋文明尚未崛起的大陆文明时代，成都具备了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的独特优势，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这为古蜀国的建立和繁荣创造

　　了条件，考古发现所确立的从宝墩文化到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

　　化（十二桥文化）发展体系即是明证。秦并巴蜀后，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成

　　都的发展与经营，将其视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战略重镇。秦汉时期，成

　　都的政治、经济地位大为提高，“列备五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工商城市

　　之一。三国时期，成都成为蜀汉之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中期以后，成都的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与扬州并列为天下名城，一度被

　　朝廷命名为陪都“南京”。宋代成都经济持续繁荣，文化更达到鼎盛。至近

　　世，成都再次崛起，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成为兵员、粮食、财政的重要供给

　　地，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大经济文化带交会的独特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西部对外开放

　　的枢纽之一，这一地理优势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长安、洛阳、开封等有

　　秦岭、淮河横亘相隔，属北方类型城市，建业、扬州、番禺等为典型南方城

　　市，成都则兼具南北、雄踞西南，其作为重要的工、商、农业城市的地位数

　　千年来从未发生变化，发挥了特殊的区位优势。考古发现表明，以三星堆文

　　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与黄河上中下游古文明

　　联系紧密，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文明有着深度的交往，其辐射包括云贵高

　　原在内的西南地区，蜀文化的发展对广大区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古蜀文明呈

　　现出多元文化交会融合的特点，为成都从区域城市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

　　国性中心城市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晚期，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成都

　　（益州）获得了“扬一益二”的美誉。显然，成都虽地处内陆，但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和文化包容的特点，为城址千年不移、城名千年不改、城市持续

　　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2．四川盆地的独特环境为成都平原发展成为文明起源中心创造了条

　　件。四川盆地周边群山绵延，盆地内与周边相对分隔，多种人群和文化不断

　　进入成都平原后，通过整合、融合，相互作用，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文

　　明形态，使成都城市既具开放性，又具独特的创新性，从而形成了成都的城

　　市个性，推动了成都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

　　从微观地理环境来看，成都平原三面环山，西北高、东南低，“在距今

　　一亿三千多万年前，成都平原是古巴蜀湖的一部分，后来与整个四川盆地一

　　起隆起成陆”，因“龙泉山和龙门山的抬升而相对下降，从而在接受周围河

　　流所带来的大量冲积物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山前冲积扇，继而连成一片地势

　　广阔、土肥植丰的大平原，而该平原又位于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低分水岭

　　上”。成都城所在位置地势稍高于周围河道，状如鱼背，既有利于解决城市

　　供水，又能减少水灾侵害。正如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所言：“若以四川

　　盆地与黄土高原比，则无亢旱之虞（

　　yú）；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

　　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

　　雪之灾。”成都平原具有优于其他区域的地利条件。

　　相比之下，中外有许多重要城市却长期饱受自然灾害。黄河流域水患严

　　重，许多城市因此毁于一旦，汉代至清代中期，决溢与水患的年份共计380

　　年，河南发生水患的年份为225年，约占全部水患年份的59％。［1］美索不达

　　米亚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然而生活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

　　河之间的人们也时常遭受猛烈暴洪的突袭。尼罗河水旱之灾更是一年一次，

　　“每年当天狼星出现在地平线上时，都会有一条河流泛滥。这条河就是尼罗

　　河”［2］。定期和不定期的江河水患毁灭了许多早期城市文明，曾经盛极一时

　　的灿烂文化，掩埋在荒原之下不见踪迹。但成都城市却是例外，一直持续不

　　断地发展，有机更新，欣欣向荣。

　　二、广川水盈润天府

　　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都起源于大江大河所在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

　　拉底河、尼罗河、黄河、长江、印度河。水是生命源泉，也是农业发展的基

　　础，城市出现的重要支撑即是农业兴起。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平原大地支

　　持了农业、畜牧业发展，人们可以获取比采集渔猎经济更多的回报，促进了

　　定居生活，为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早期人类“量土地之肥饶而立邑建

　　城”。因此世界早期城市多集中于河流冲积平原或三角洲等区域。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岷江等河流是成都平原的“母亲河”，她们从群山中

　　奔腾而出，最终形成了冲积平原。岷江是成都平原形成的“主力”，从灌口

　　不断分流，形成数十条大小不等的河流，“呈纺锤形河网，每隔3～5公里就

　　有一条较大的河流，（该区域）是四川盆地河网最稠密的地区”。除岷江之

　　外，平原上还有发源于山地的大小数十条河流，如西河、南河、蒲阳河、绵

　　远河、湔江、鸭子河、斜江、白沙河等，这些河流呈扇状分布，形成河网纵

　　横交错、互为补给的态势，而成都平原“土壤层堆积了丰富的松散沉积物，

　　可以最大限度地储存水分”，丰沛的地表和地下水，为有效利用肥沃土地发

　　展农业创造了优越条件。

　　20世纪中叶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古城遗址，主要分布在岷

　　江三角地带，因此可以说是岷江水系孕育了成都平原的早期文明。成都所在

　　北纬30度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在900～1300毫米之间，其优

　　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相对稳定性，虽历经数千年而未发生大的

　　变化，是4500年以来成都城市文明持续不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成都虽地处中国南北地震带的中段，境内有龙门山断裂带，但“成都平

　　原的地质结构属于太古界结晶基底的古扬子地块构造，非常稳固，基本上没

　　有断层”，因此，成都平原发生大地震的概率较小，据统计，“从公元627年

　　到1899年，成都市区关于地震的文字记载共58次，绝大多数是由区外地震引

　　起，但从未造成过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事件。”［3］世界上许多城市文明因

　　自然地理环境发生重要变迁导致衰落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尼罗河文明初创时

　　期，包括撒哈拉在内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气候环境都相当优越，然而从公元

　　前2000年前后开始，尼罗河流域气候开始出现干旱化，公元前1300年左右，

　　尼罗河时常泛滥成灾，依托尼罗河流域广阔平原的灌溉农业因无法发展而陆

　　续被放弃，流动的沙丘吞噬了昔日的良田沃土，尼罗河文明开始走向衰落。印

　　度河文明的兴衰，也与地理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

　　还有若干重要城市如尼雅、统万城、米兰城、可汗城、喀拉墩等著名古城皆

　　因自然环境的变迁相继走向衰落直至消失。与之相比，成都所在四川盆地和

　　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则极为优越，使成都较少遭受寒流、沙漠、洪灾、

　　旱灾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文明的延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