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少不了三家之言，一是法家，二是道家，三是儒家，尤以儒家为甚，成为国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足见其在中国文化建设领域的地位，也足见国人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我们治理腐败中可否尊道而行，增强一点文化思维，坚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治理，或许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客观地讲，中国法道儒文化各有所长，用以治理腐败也会各得其所。从法家的思想出发治理腐败，即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坚持以法律纲纪约束干部行为，其治腐手段必然是猛药治疴、铁腕厉行；从儒家的思想考量腐败治理，那就比较重视教化的作用，因为孔夫子长于以德治国，自然就强调思想教育、引领和规范；再从道家的思想探寻治理腐败的妙招，其强大且显著的是无为而治，既不会用猛药治疴，也不会用教化维新，而是坚持用制度管理干部，善于从小抓起，从日常做起，使干部遵守廉政纪律成为自觉。换句话讲，就是重视纪律的约束，养育干部保持廉政的品质，这与儒家强调用思想引领干部，保持清廉行政的思路既有交集也有不同。

　　管中窥豹，不难发现法家严厉、儒家宽容，而道家秉持中线，可谓不偏不倚。

　　用传统文化思维治理腐败，我们也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绝不能有十全十美的想法，觉得拿起来先贤的东西就可用，而且会一用则灵。事实上没有那么灵验和神奇，比如法家强调猛药治疴、药到病除，那必然是重拳出击，以此震慑住腐败者，使想贪腐的干部望而生畏，进而自觉做到廉洁行政，从经济学上讲，要让干部算算腐败的成本。

　　但也有其短，就是容易伤及体肤，甚至会产生休克，用政治学上的新词讲，有点儿像休克疗法，其只能在腐败严重状态下使用最佳；再说儒家，其强调思想教化，希望春雨润物，有点和风细雨的感觉，自然是温火治病，往往只适应于腐败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如果想治理腐败高发的病根，那就难以奏效；道家呢？讲求无为而治，即是不参杂感情搞治理，而是按照干部廉政规律行事，其比较注重日常管理工作，强调干部平日对纪律的遵守。由其各自特性所在，如果使用不当，往往难以见效，情况严重的还会适得其反。

　　用传统文化治理腐败，按理说该是得心应手，且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治理效果也会不错。可我们不能一以概之，为何这么讲呢？这是历史的教训所得。毛泽东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先讲讲正面的事儿，那就是人人皆知的张子善、刘青山案，二人可谓国家功臣，也是毛泽东的亲信，但因贪赃枉法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干部贪腐严重，以至于危及政权基础时，毛泽东用法家的思想治腐，坚持重典整治，收到了奇效。

　　但是也有不成功的例子，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处理高层干部问题上，本应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但他却选择了儒家治理思想，搞了个文化大革命，最后是以失败收场，并且影响深远，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用中国传统文化治理腐败，那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也是需要科学施治的，否则就容易失败，甚至于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