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石刻可谓是藏文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无处不在的天堂符号，书写了雪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藏族石刻艺术品有别于单纯的西藏石刻，它不仅包括西藏地区的作品，也包括其他地区具有藏族文化内容的石刻。藏族石刻艺术属于一种民间艺术，包括藏民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器物装饰、原始宗教、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以及丰富的藏传佛教内容。至今可见的早期原始崇拜石材“艺术品”是佛教传入前的泼彩巨石，这些实物在西藏的山谷之间，随处可见。

　　一、石刻造像的造型来源

　　藏族石刻造像的造型来源首先是来自印度，而印度的佛教造像则源于希腊、罗马。藏族石刻艺术与巨石崇拜一脉相承，渊源流长，体现了藏族先民最为纯朴的宗教情绪。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即拜物敬神时期，藏族的石刻就应该以最为质朴的形式出现了。开始它们可能只是一块光秃秃的石头，进而从符号、经咒到图像，由单纯向丰富的不断演变。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原始本教即以石起坛来祭祀。由此看来，藏族石刻造像在本教时代应该就开始了，后来佛教的进入加速了这一艺术种类的发展，而这其中的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藏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兼容。

　　自公元7世纪佛教入藏，印度佛教艺术特有的风貌开始对其产生影响。公元10—11世纪印度佛教走向衰落，最终萎缩于印度的北部孟加拉和比哈尔帮，在信奉密教的波罗王朝和信奉湿婆教的塞纳王朝（730—1197年)

　　时期得以最后的发酵，而这时期成就的密教造像是将印度教诸神、民间信仰及巫术仪式与佛教诸神融合在一起的造型，而尤以对女性神的表现为突出。后来波罗王朝流行的密教大量进入西藏，同时密教的造像风格无疑也随之进入。而印度向有雕刻之长，尤其以石刻、象牙刻见长，其技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著名的凯拉萨神庙（约756—775年）、林伽罗加神庙（约1090—1104年）以及那烂陀出土的公元11世纪的佛教石刻造像，其技艺之精、布局之丰满仿佛放大了的象牙雕刻。印僧的大量入藏，和藏僧不断地进入尼泊尔求法必然将其审美趣味、造像量度与仪轨以至雕刻技法也同时引入。在密教各宗派法师随身带领雕刻工匠或高僧本身即为艺术家而传法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所谓精通五明的班智达）。

　　二、石刻的分布

　　藏族石刻艺术的分布十分广泛。除西藏本地有着较为集中的石刻遗存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内地也分布着众多的藏传佛教石刻。如河西的甘州、张掖、凉州武威、河州炳灵寺等藏传佛教流传地区存留着一些有关藏传佛教流行时期的石刻作品，尤其是西夏、蒙古人占领时期的萨迦派、噶举派的石刻，虽然遗存并不十分丰富，但恰可补充藏传佛教东传，作为藏传佛教艺术汉化风格演变的环节。凉州武威地区自公元11至13世纪为西夏统治时期，元昊、乾顺、仁孝等几位皇帝又都热衷于宗教活动。具有极大势力的萨迦派大师曾被西夏人奉为国师，尤其是西夏晚期仁孝帝以后，主要奉行藏传佛教。当时，仁孝也曾派人入藏，迎请过噶举派黑帽初祖都松钦巴来此弘法。当时，一般的文书、佛经译文语种上排列三个民族的顺序往往是：西番（西藏）、番（西夏）、汉。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影响是在元代“凉州四座会盟”之后，萨班?贡噶坚赞得到了阔端的信赖，在凉州留居5年（1246—1251年），直到去世。在这5年当中，他活动的主要地点是所谓的“四大寺”，即白塔寺、金塔寺、善化寺、海藏寺，“相传他在西凉也讲授过佛法，在讲经时有4个人为他做翻译，分别把他的话译为蒙古语、畏吾尔语、汉语和当地的藏语。”元代历朝也极力笼络藏族宗教上层人物，崇其封爵，厚予赏赐，《元史》有国库半耗于蕃僧之语。藏族形式的塑像、造塔、用具、工艺等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藏族传入内地的。直到元末明初，萨迦派才逐渐失利，噶举派渐为上峰。

　　蒙元时，萨迦派八思巴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主要是在卫藏，而噶举派自都松钦巴（1110—1193年）开始，在西康就有相当的影响，其势力主要就是在甘、青地区。

　　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间是噶举派与萨迦派交替地在河西流行时期，公元15世纪后成为革新教派格鲁派的天下。皇家对于藏传佛教的这种倡导在河西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关这些传法活动至今可见的石刻造像遗迹有：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仁宗乾佑七年《黑水河桥救碑》、杂木寺岩刻。另有炳灵寺168号外南侧西夏文岩刻，莫高窟下寺元至正八年建六体文真言碑等，它们都是研究西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十分宝贵的资料。

　　藏传佛教通过凉州这一桥梁，促进了汉藏、蒙藏之间的文化互动。它向内地的进一步东传，使内地出现了十分优秀的藏传佛教石刻。内地最东为辽宁阜新海棠山

　　摩崖石刻造像。海塘山（现称海棠山）密教造像是清代阜新地区第二大寺普安寺之遗存。据《阜新县志》载：普安寺建寺于康熙二

　　十二年，由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创建。造像始于乾隆年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100多年的时间内逐渐完成的。

　　内地最北部以昌平居庸关过街塔基为代表。过街塔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其上原有三塔，现已不存。塔基门券壁面上雕刻有藏传佛教之内容，券顶是五曼陀罗，两侧斜面是十方佛，十方佛之间是千佛，门券两壁正中雕《佛顶尊胜陀罗尼》和《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罗尼经》之约略，门券两壁的左右隅分别雕四大天王，门券南北两券面各雕“六拏具”，券面足部各雕交杵。

　　最南地区曾经普遍认为是杭州飞来峰元代石造像，这批造像是保存于内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造像。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入临安城，为了对这一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思想上的控制，以藏传佛教来肃除江南原有的汉传佛教，元朝特派宠臣杨琏真伽出任江淮诸路释教总统，使杭州成为元代在江南弘传藏传佛教的中心。飞来峰造像据题记载，创于元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九年（1282—1292年）间，主要为杨琏真伽施造。这批造像出现了江南汉传佛教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组合形式，如第55、84窟尊胜佛母九尊造像，都是十分独特的，据考证这一造像组合为“以摩崖龛像形式表现的藏密曼陀罗的一种特殊变体”。

　　而1991年下半年在对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碧霄岩摩崖三尊佛维修时，剥去泥皮发现的元至元壬辰年间（1292年）所造的藏式三世佛像及刻文《造像记》，可谓时代最早、保存最好、位于最南端的藏传三世佛造像。如此，清源山三世佛成为东南沿海除杭州外唯一一处有明确纪年的藏传佛教造像，其造像的功德主是西夏人阿沙，三世佛像为药师、释迦、阿弥陀三尊，如此，藏传佛教南传的区域更为广泛，传播的程度也应重新审定。

　　三、石刻的材料

　　石刻所用石材不拘一格，在西藏似乎任何一块石头都可以做为石刻的材料。选材的极大自由与源于印度的造像原则之间产生了多大的差异，尚不能确定，因为现今印度存留的大量石刻已与早期的文献有了相当大的差异。据文献载，早期印度石刻在石材的选择上是十分讲究的：神祇造像的石头要是清一色的，如白色、红色、浅褐色、黄色、黑色等。这种石头必须是光滑没有沙层的、或埋于土中、或长期被水冲刷、或在树荫下未经阳光曝晒、或来自圣地。石头要有合适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只有这类石头才值得收集而后按照仪轨进行雕刻（如果在有斑点瑕疵的石头上雕刻，对于雕刻者将招致不幸）。在具体雕刻时，石材的“个性”也要十分注意。将可选用的石材按类型和地质年代分为青年、中年、幼年、老年和阳性、阴性、中性，其中只有青年和中年石材可以用于造像；阳性用于主像，阴性用于基座，中性用于最下层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表明源于印度造像的藏传佛教艺术是否也曾遵循过类似的造像选材规则。藏族石刻常见的石材主要有：卵石、青石、普通或劣质玉石石块、山体崖面。而来自圣地的石料或形状像某个神灵、某个佛塔、某个藏文字母的石头是最珍贵的材料，可用于石刻造像，也可刻写经咒。这些石材的使用，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各地有别，阿里地区主要为卵石,前后藏、昌都地区和西藏西北地区为青石、劣质玉石。

　　四、石刻的种类

　　（一）就宗教类而言，从石刻所处的位置来划分石刻其种类有：玛尼石、摩崖龛像、石窟造像、寺院佛塔收藏、装饰刻像。

　　1、玛尼石，是藏族供奉神灵的一种特有形式，玛尼是藏文的音译，意思是珍宝，玛尼石原本为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一种崇拜物，通常指堆积在山口、重要通道、渡口、桥梁、山顶等处的石堆。佛教传入西藏后利用并改造了这一习俗，在石头上凿刻佛教造像或“六字大名咒”，供奉于山顶、山坡、要道、寺院附近，意义上大致同于本教。由众多玛尼石组成的这种石堆称为玛尼石堆。这种玛尼石堆在藏区是最为常见的宗教供品，有的形成十分庞大的一片玛尼海洋，上插经幡、摆放同样刻写经文的牛头骨，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之下，甚为壮观。由于上面刻写着佛像、经咒、礼忏文等的玛尼石刻都是摆放于所谓有宗教含义的任何地点，所以这种玛尼堆又称为石供，它们往往累叠成圆锥形，数量多有固定数字，例如供奉石供者的年龄，或者绕石供转经的圈数，如一百、一千、一万、十万不等。在青海玉树的新寨村,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现长240米，宽74米，高3米，据说已经有了20亿块玛尼石。

　　玛尼石刻内容多样，种类繁多，风格独特，以佛、菩萨、护法神祇、供养、高僧、悔罪与祈祷、经咒与苦句等，这些充满宗教意义的形象、符号，作为玛尼石的表现内容随处可见。玛尼石刻的制作风格也以康、藏、卫不同区域日趋形成。基本分为线刻、减底阳刻、浅浮雕、浮雕以及综合技法运用等不同种类。

　　2、摩崖龛像，是指在山崖崖面可利用的空间进行刻绘，这种石刻往往刻凿极浅，又多着彩浓重，使崖刻看起来更接近一种崖绘或单纯的线刻。摩崖龛像最能体现藏族石刻艺术民间性的特点，即由教徒做为功德或还愿时刻绘，这样就有一些作品并非专业刻工所做，而是由虔诚的信徒自已动手刻画的十分稚拙的作品。在布局上也并不讲究，有大空间则大像，无大空间则小像，常见的“六字真言”大大小小地穿插其间。造像的组合也因地制宜，有空间则完整，无空间则局部，为此虽然崖面较大但往往不见历史故事、佛传故事等连续性的描绘，也不见唐卡、壁画中常见的有主尊、有护法、有宗派传承人物这样完整内容的表现，而是多单体造像，画面写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的生动活泼和不拘一格。

　　在西藏，摩崖石刻造像面积最大，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首推布达拉宫西南侧药王山。数百年来藏族最富有传奇、神密、动人的故事传说，在长达2公里的山体刻满了几万尊石刻组像。这几万尊佛像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为南面摩崖雕像。在长达3米多高“不动佛”的四周雕刻有几千尊佛教历史人物，从小到几厘米大至几米的造像中有释迦牟尼、莲花生、一世达赖、宗喀巴、供养女、金刚亥母、观音菩萨、吉祥天女、护法神等像。这些造像不但绚丽多彩，且在技法和形势上不同于室内壁画、唐卡，以粗犷、朴实的气氛冲击着人们的感情。

　　在山脚下不时会碰到一些民间云游艺人，他们长年与“圣山”为家，每天在一块块石片上，精心雕刻着形像不同的佛像和咒语，堆集在这“圣山”脚下。

　　药王山摩崖造像突出的特点有：一是内容单纯，完全是佛教的神祇；二是刻画并重，又以画为突出，初看之下仿佛为画；三是布局随意，多单体造像，任意穿插;四是技法参差不齐，古今并现。

　　除了药王山造像,在西藏还分布着大量的摩崖石刻，主要有扎什伦布寺摩崖造像、扎央仲摩崖造像、达仁摩崖造像、甘丹寺摩崖造像、东嘎摩崖造像、尼塘哲扑摩崖造像、邦那摩崖造像、红山摩崖造像、多曲丹摩崖造像、多拉山摩崖造像、色拉寺摩崖造像、仲?古崩摩崖造像、青瓦达孜山摩崖造像、觉木寺摩崖造像、钦浦摩崖造像、哲蚌寺摩崖造像等。这类摩崖造像体现了一种民间纯朴的宗教信仰，即祈求平安、去病长寿、五谷丰收。

　　3、石窟造像，主要是中心柱上、转经堂的礼拜像。西藏地区的石窟本身发现的就极少，目前已知的只有如下四处：一是位于拉萨药王山东麓距地面20余米处的查拉路普石窟；二是阿里托林寺北面约40公里处的东嘎乡境内的东嘎?皮央石窟群；三是象泉河南岸的吉日、岗察、芒扎等石窟点；四是阿里北端日土境内的丁穹拉康石窟（目前只发现一座洞窟）。其中以东嘎?皮央石窟群为西藏高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晚的一处。

　　皮央石窟群编号共为872个，2处共千余座，但作品以壁画为主，造像为泥塑赋彩。查拉路普石窟则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处，约开凿于唐初，也是石刻造像存留最多的一处。石窟内共71尊造像，除2件为泥塑之外，其余都是石像。依据造像题材和风格分为三期。造像题材有历史人物，如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佛教高僧，如莲花生、喜饶扎巴；佛教神祇，佛、菩萨、弟子等。雕刻风格为印度波罗三道弯式，着塔式高冠，或高发髻，宽肩细腰，据传此窟为尼泊尔工匠开凿。

　　4、寺院佛塔收藏、装饰用石刻，这类石刻是寺院的收藏或用于装饰寺院壁面、建筑顶部和佛塔的塔基、塔壁等。石刻在水平上相对来说要高些，多为专业匠师和僧人所刻，造型也较严谨讲究。如西藏当雄的康玛尔寺，藏有数以千计的精美石刻造像，尤以度母和成就师的造像最为突出，且赋色沉着，有别于常见的跳跃极大的藏族用色习惯。塔的装饰石刻以居庸关过街塔基的造像和文字为代表。

　　（二）就石刻的规模和内容来分，常见的石刻造像分为单体造像、组合造像以及佛塔与文字组合三种类型。

　　1、单体造像

　　祖师：如莲花生、塔波拉杰、宗喀巴等。莲花生有标准像也有变相，多见于古格的玛尼石。

　　佛：如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金刚不动佛、龙尊王佛（仁布摩崖造像）、金刚萨。

　　佛母：如大白伞盖佛母。

　　护法：如大轮金刚手、大威德金刚、布禄金刚等。

　　罗汉：如加里加尊者、罗沽罗尊者等（可能是散失了的成组罗汉造像）。

　　成就师：如宝剑师楞伽波、飞行师邬提梨波、达奈巴等（可能是散失了的成组成就师像）。

　　菩萨：如文殊、观音，单体的文殊像多为骑狮；观音像又有千手千眼观音、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持莲观音等。

　　度母：主要是白度母、绿度母。

　　天王：以北方多闻天王为常见，其造型多为托塔形。

　　2、组合造像

　　怙主三尊：三尊造像为四臂观音、文殊、金刚手，四臂观音居中。为莲花部、般若部、金刚部的主尊，在这种组合中的文殊为跏趺坐于莲花上，右手举剑上扬的姿态，与骑狮的造像不同。

　　双身像：象征若与方便的结合，称“秘密形”（藏文：为“父母”之意）。

　　长寿三尊：长寿三尊为无量寿佛、尊胜佛母、白度母三尊，无量寿佛居中，象征长寿吉祥。

　　宗喀巴师徒三尊：为宗喀巴及弟子贾曹杰、克主杰。

　　坛城主尊与眷属：主尊多为秘密形，护法神多为鸟首、兽首人身造型，可能属于诸地狱神灵。

　　3、塔及文字

　　塔：单塔、双塔、三塔或更多者，但少见擦擦中一百零八塔类型，也有于塔中开龛造像者，使塔的造型几乎隐去。塔的特征是上有日、月、十三天，下为覆钵形塔身。造塔是修行积功德的行为之一，造塔之风自佛教传入西藏始就十分盛行，石刻加彩绘的塔在玛尼石与崖刻中都十分常见，据佛经（《大正藏》卷16《佛说造塔功德经》）载：造塔个人量力而为，造塔无论大小都是功德无量。

　　六字真言：即“唵嘛呢叭咪吽”，是观世音的心咒，为赞叹观音菩萨（莲花手菩萨）之语。六字真言，是玛尼石刻最为常见的一个主题，在崖壁、石窟壁也常见刻画此咒语，有的变化各种字体，涂以不同的颜色，视觉冲击力极强。据藏僧记录的传说，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拉脱脱日年赞王曾得到由天而降的四宝，四宝之一即为此“六字明咒”。佛教徒为祈求往生极乐向莲花手唱此“六字明咒”，西藏《观音经》以诗赞叹此“六字明咒”之功德，称其为智慧、解脱、救济、快乐之本源。

　　经文：有大段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内容，也有某一部经或经选。经文石刻是刻写佛经的玛尼石，它们是玛尼石墙的主体，因此也将之称为石经墙，在青海黄南州泽库县和日寺共有4处藏文石经墙，其中两处垒积的是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经》及一部《大般若经》，共约2亿字。在甘德县的东吉多卡寺也有一部石刻《大藏经》，刻写的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