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另类的存在

换了城市，这次选择去酒馆喝酒，放空看周围，试着碰运气看能否偶遇一位歌者。新地方总是先给人一种客气的冷漠，你坐在它的灯光底下，它并不打算认识你。我是傍晚过后才摸进这条街的，雨刚停不久，屋檐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数时间，路口的车过去时把地上的水光碾成一条一条的白。我把衣领立起来，走进这家酒馆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外面那股潮湿的铁锈味。选酒馆而不是别处，是我到了这座城市之后临时起意的。我想找一个足够吵的地方，吵到一个人坐着不显得奇怪，又吵到可以光明正大地不看手机、只看人。这种地方最好是别人办了十年八年的老店：门口那块牌子被手摸得发亮，进门要侧一下身，吧台后面的人记得住常客的酒，却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我要碰的运气也在这里——真正会唱歌的人，往往不在需要买票的场子里，他们在这些被人当背景音的位置上，等着某一个晚上有人愿意把背景音听成正曲。

那间酒馆的光是老式的、发黄的，像被人用过很多年的灯罩，把屋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旧照片的颜色。木桌面黏腻，杯垫湿软，我把胳膊肘搁上去的时候，皮肤先是抵触了一下，后来又认命了。人群在歌起之前一直躁着，笑声一层压着一层，有人在拍桌子点酒，有人把椅子往后拖，地面刮出一声长响。等她开口，这些声音没有立刻消失，只是慢慢矮下去，像潮水退到某个高度后就不敢再往前了。她唱的第一句出来时我正好低头看杯子，等我抬头，已经来不及判断这是第几遍听这首歌了。《似水流年》这种歌最怕被唱得用力，一用力就成了模仿；也最怕被唱得不用力，不用力就成了背景。她是那种把力气收在自己身上的人，收得很稳，稳到你以为她没有技巧，只有经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她的影子和窗外霓虹的重影叠在一起，看着像两个人在同一片水里站着。正当无望时，这位歌者唱着梅艳芳的《似水流年》，我出神地望向她，而她独自沉浸在这首歌里。我能感受到自己划着渔船，湖中间有月光相伴，有微风奏乐的那种情境。她着一身旗袍，黑色指甲，淡妆。唱歌时的台风，让人不由得跟着她摇动身体。四首歌毕，她轻声对已躁动的人群说了句谢谢。她下台，台下的躁动又回到他们的圈子里了。

这句话说起来轻，看起来更轻，可我坐在原地看了很久。她在台上的那几分钟，这些人像是共享了同一片湖；她一走下来，他们立刻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船上，继续喝各自的酒、聊各自的局、吵各自的架。掌声是真的，转身也是真的。我忽然觉得这种落差比无人理睬要体面得多，也残忍得多——它不针对谁，它只是照常运转。

我把这一段看在眼里，心里替她松了一下：换作是我，大概也会在那句谢谢之后松一口气。唱歌的人把最软的部分摊在灯下，摊完就得自己收回去，而台下的人只负责把这一晚当作一段不错的背景音。这么想着，我对她的冒昧就有了几分底气——不是想去打扰，是想确认一下她自己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走向她，说着：“您好，请原谅我的如此冒昧，但您唱的歌真的令我能看到那种情境，能耽误一小段时间交流一下吗？我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说这话的时候，手心是干的，喉咙却是紧的。一路上我在心里把这句话删了三遍，删到最后还是原来那句最笨的版本。靠近她的这几步路，我得绕开一张横在过道里的椅子，还得避开一个正回头要点酒的客人，等我站到她面前，姿态大概谈不上潇洒，只剩下诚恳。

她微笑面对看着我，说：“谢谢，等我整理好一切就过来，不过我不喝酒。”

我点头示意，便回到座位等待。好奇她的故事，因能唱出此歌意境者，想必历经大起大落。等待是一件诚实的事，它将平日懒得承认的急躁，一点点摊在桌面上。酒杯转了半圈又转回，杯壁在木桌留下一道浅湿痕。窗外霓虹被残留雨气推开成团雾，看不见的月光藏于其后；偶有车过，将影子在水泥地上擦亮一下，随即暗去。趁此空档我想：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敢在陌生人注视里安静唱完一首歌，且只说一句谢谢？这半小时里，我还想过就此作罢。冒昧之事，未出口前是一腔热诚，出口后便成他人负担；若她不过来，这份等待立刻显得难看。酒馆老板问是否加酒，我摇头拒绝时差点顺势收回话头——反正她大概只是礼貌一句，成年人间的礼貌，本就是用来挡人的。可她还是来了，带着歉意。那一刻，心里那点自我怀疑挺没面子地散了，散得很快，像桌上水痕被布一抹即消。等了约半小时，她换了简装来到面前，略带歉意说道：“对不起，久等了，因不同事情有所耽误。”

她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只软布袋，似是将台上那身旗袍连同灯光一起收进去背走了。坐下后，她先倒掉杯中剩水，再用指腹抹了一下杯沿，才肯放手。这一串动作熟练，是常年独自收拾场地的人才有的熟练。看着她，我忽然明白刚才那半小时并非白等——它让我看见了一个歌者从“被听”回到“自己”的全过程。

“没事，其实是我打扰才对。可能您会觉得唐突，但我实在耐不住想与您交流，再次抱歉及感谢。”我站起来行了一个礼。

她见我这般文绉绉的举动，不禁笑道：“现代人很少这样做了，说好听点是用更直接粗暴的方式。不好意思，我只是没想到今天在您这还能看见电影里的举止。”

她说“电影”二字时放下了杯子，笑意先从眼里出来，嘴上还留着半句未完的话。这种笑我不怕，它不是嘲弄，而是人在陌生处撞见旧物时的惊喜，带一点不好意思。我见过太多人拿礼貌当盔甲，也见过更多人拿粗鲁当直率，唯独少见有人肯为一个行礼的动作认真笑一下——那一下里其实有敬意，只是她自己不肯承认。

我略显无力讲着：“这是我本来的面目，我也不知为何成了现代人里的‘另类’。我不是学会的，而是天生就有。假如您问我为什么？我也答不出来，兴许骨子里就是如此穷酸吧。”

这话一半是自嘲，一半是真的。人一旦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天生如此”，就等于交出了退路，往后不能再拿“我只是学着客气”来含混过去。说完，我把目光落到桌面那道湿痕上，等了一会儿，等她接话，也等自己把这点难堪咽下去。酒馆里有人在笑，笑声很大，从我们桌边擦过，没有停，也没有回头。

“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看多了太多没有灵魂的人，所以有些还没适应，实在不好意思。”她微微点头示意。

“其实说真的，今晚遇见您，我也认为自己很幸运，能遇见如此知性又有魅力的女士，只是想问问您，您唱歌如此动听，看样子您是真的很喜欢唱歌啊？”

问完这句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它太像一个开场白，太像采访，太像我要从她那里取走什么。可她并没有把它当成套路，只是将垂在颊边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指尖在耳廓上停了一瞬，然后才回答。有些人听见问题就急着答，有些人听见问题会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她是后者。

“是的，唱歌是我唯一能做的表达，我小时候可能由于周围环境所以不善言辞，父母关系不太好，经常被打，有时候会肿着脸去学校，种种原因吧，便在学校成为孤僻人士，而后由于太轻易相信人，被人玩弄取笑，所以选择看书唱歌，而唱歌是我唯一的表达了。不知您是否能理解，这都是我经历的一部分，可能也是这部分成就了我今天的表达，我也不知是好是坏，请您不要介意我讲述太多。”

她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那种准备让人心疼的语气，只是把句子一段一段放下来，像搬东西的人怕响声太大。中间有两次她停下来去看桌角，好像那里写着什么别人看不见的字。我一次也没有插话，连“没关系”这种话都咽回去了——她要的不是安慰，安慰对这种人来说是往下压的东西。倒是我自己胸口发紧，替她把那些年的门一间间关上又打开，反复好几遍。

讲完这段，她从回忆里抽了出来，看我的眼色里有无奈又有一丝渴望。我其实能够懂得。于是看着她的眼睛认真说着：“您知道吗？其实您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就说明了您对我的信任，我很感谢您！我也非常荣幸听您讲述！我有位好友，他也有如此经历，但他却没有您这般好的运气，怎么讲呢？他很特殊，从小不被周围人关注和关心，父母不和，他也经常被母亲打骂，在他的家庭里，认为打骂是教育孩子的唯一标准，父母也是绝对正确。父母与亲戚希望他成绩优越，可他却喜欢看书，音乐，画画，舞蹈，他对艺术很敏感。可父母与亲戚却认为他不学无术。而他又十分特殊，他本是女儿身，却是一位男儿郎。造成他的精神压力过大，自打他记事以来，一直到25岁都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讲到“女儿身”和“男儿郎”这几个字时，我放慢了语速。这种话不能快，快了像在递一个新鲜说法给人听；慢了才像替一个人卸下重量。她没打断，只把手边空杯转了半圈，黑指甲在黄灯下闪了一下又暗下去。我心里有些悔，悔拿朋友的痛换一次共鸣，这买卖怎么看都不体面；可我也清楚，若不说出来，今晚这段对话便只能停在“唱歌真好听”那一层，而那一层她大概被人夸过几百遍了。

我停顿片刻，举杯饮了一口，继续说着：“记得他讲过，有次他控制不住情绪，母亲带他去见心理医生，一直说他有病，是变态。后来医生知晓诸多内情后，说了句：‘我真的很佩服你，这么多事都发生了，你还没疯，还很明确自己要走的路，是真的很有勇气’当然结论就是：他还是尽己所能，去做想做的事。他现在是位刺青师。这是他经历过的一些事。”说完我又饮了一杯酒。

那两杯酒之间隔着一段挺长的安静。她伸手将杯子往前挪了半寸，又挪回来，最后什么也没做。我讲完倒不觉得轻松，反倒有点沉——把朋友往事当证据拿出来用，总归像是替他签了一回字。不过我也知道，若由他自己讲，多半只会用一句“就那么回事”打发掉，然后低头继续给人纹一朵花。他选择的那行当倒也合适：把图案刻进别人皮肤里，让别人带着走一辈子，而自己的那些东西始终留在针尖上，用完就收进工具箱。

她看着我，却不知如何是好。我接着说道：“他给我讲过让他很感动的一点。之前去温哥华时，有位干姐姐是法国女士，这位女士给他听了一首他从未听过的钢琴曲。他当时问这位音乐家是否一无所有？包括身体也出了问题？他的干姐姐目瞪口呆，停顿几秒后立即问他是否知道这位艺术家？他愣了一下说真的不知道，这位女士马上尖叫说你就是艺术家啊！真的！你就是艺术家啊！他说听到后当时很失落，不想当艺术家，因为很容易孤独，不被理解甚至是落魄。”

“哎。”这时候她带来一丝叹息。

这一声很短，短到像是她自己也没打算让我听见。她把目光挪回桌面上那道快干的湿痕，用食指慢慢抹开，抹到看不见为止。我等着，没有去填这段安静。有些话讲完了就得留白，留白不是冷场，是让人把疼放下来的地方。

我看着她，又轻声说着：“我很理解您与他，正如我听到您讲述的时候。很多时候艺术家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完美主义让他们对灵魂要求很高。而他们又特别能看到本质，想尽自己的力气去做一些事，可往往事与愿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会穷酸吧。然而有些装糊涂的艺术家，在规则的世界里得到了一片自己的天与地。其实艺术家有时候确实很天真，其实很多人都明白黑暗无处不在，只是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前都否定，甚至是逃避。人都不傻的。人们也不敢去看，去接近真相。您知道接近真相的代价吗？”

我说这段话时声音压得比刚才低，一半是因为酒馆本来就吵，另一半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确定这话该不该由一个刚认识一小时的人说出口。代价这个词太大了，大到我只敢问一句，不敢答。真要我说，我能想到的也只有那些零碎的样子：一个人在灯下把故事唱完然后自己收拾话筒；一个人把针尖落在别人的皮肤上，把自己的落在自己心里；还有更多人，明明什么都看明白了，还是把眼睛挪开，因为挪开之后第二天早上才有力气起床。

还有一层我没说出来：接近真相以后，人往往不会变得勇敢，只会变得很难再骗自己。往后每一场热闹都听得见底下的空，每一句夸奖都要先想一想对方是不是在敷衍，连快乐都得先验一遍成色。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就学会了两副样子——一副给人看，一副留给自己在深夜里核对。我认识的艺术家几乎都有这两副样子，区别只在于谁肯承认。

“很抱歉听到这么难受的故事，我期间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而关乎真相的代价，我固然明白，所以我选择了这里，适合我的生存方式，您看这里很多人都是我的歌迷，有几位基本天天会来这里为我捧场，可他们不会想要懂得我，只是认为我唱歌好听，来听我唱歌，之后唱完后各走各路。他们不会认识我，只有当我拿起话筒他们会高喊。他们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唱歌好听的太多了，可是唱故事的太少了。”她仿似低语一般。眼睛游离于舞台与周围的人群。随即看着我补充了一句：“不知为什么今晚突然想饮一杯酒。不介意吧？”

“完全不介意，是我的荣幸。”一边讲着一边给她倒着酒。微笑不语与她共饮了酒。

酒瓶口碰到杯沿时发出一声很轻的响，酒线在黄灯下呈出琥珀色的一小段。她端起杯子先闻了一下才喝，喝得很少，随后把杯子放下，指尖在杯壁上留了一会儿，像是给自己一个可以扶住的东西。这一杯下去，我们之间那点客套就散了，散得很自然，谁也没有宣布过。我忽然想：所谓知音，也许并不是彼此懂得很多，而是允许对方在自己面前少解释一点。

“对不起，我是真的要去另外的地方唱歌了，很高兴认识您！不过，您知道吗？不仅仅是艺术家跟自己过不去，人都是会跟自己过不去的，只是有些人过去了过不去的坎，有些人不愿过，而有些人明白过不去所以就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过不去了。唱歌的表达是想用音乐与人达到共鸣，这是歌者的愿望，能得到知音是艺术家的渴望，安稳是大多数人的希望。而我希望下次我们能再相见！”说完她站起了身，点头微笑后又说了：“希望您的朋友能够被温柔对待，能够得到不会消失的笑容。希望您能找到属于您的归属。”

归属这两个字，那晚我照抄进本子，没有多想。她话里的“您”有一层我不曾当场领受的好意：她把我当一个还在路上的同行者，而不是一个看客。后来我在别处遇见的人里，有人把自己的归属经营得很稳，有人把归属弄丢过一次又找回；把这几笔回看连成一条线，才显出她那句话的分量。至于温哥华那位被人当场喊出“你就是艺术家”的朋友，他至今不肯认这个称呼，我也不再当他的面提起。

“谢谢，我也衷心祝愿您一切顺利。”我站起身目送她离去。

她走时从侧门出去，那只软布袋在腿边轻撞了两下。有位客人正候在那儿，见她出来便递过话筒线，嘴里还开着玩笑，说的什么我听不清了。这段路不过十来步，我却看得格外清楚：方才与我说话的人，和此刻被唤回去唱歌的人，竟是同一个；而这中间的切换快得令人心生寒意。我伫立至音乐重响才坐下，那首仍是《似水流年》，只是听来已似旁人的歌。

她走后，我继续举杯，环顾四周。每个人都活在当下的境遇里，为情爱忧伤，为不解烦闷，为误会糟心。可谁又知晓，我们都活在一个规则之下，而除了规则，便是一个我们忽略至今的大牢笼。目前的我们兴许可以安乐，离牢笼生锈尚久，可谁知一代代又将如何？待到崩坏之时，后代难免难逃此劫。那么传宗接代究竟是何理由？终究逃不过。谁都明白，能逃出鸟笼者寥寥无几。罢了，结账走回去吧。明日依旧会日出。

从这间酒馆出去以后，“规则”两个字就再没让我放过心。有人拿它护身，有人拿它争胜，有人把它当作不可冒犯的天。接下来我要碰上的，正是最后一种。

起身时，邻桌正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笑得响亮，收银机吐出一小条纸，声音短促如人打了个寒噤。我披上外套走出门，街上的水汽已散得差不多了，只余水洼留存，一盏盏灯光倒悬其中。

行至路口，我驻足片刻。身后门内又响起一阵合唱，有人点了歌，跑调跑得理直气壮，但唱者欢欣，听者亦乐，这便够了。我并不打算回头评判这种快乐，它自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我只是想起她说的那句“唱故事的太少了”，继而想：也许并非少，而是多数故事讲出无人承接，讲者便学会将故事折起塞回话筒底下，日复一日只唱歌词。如此想来，今晚这场对话更像是一场偶遇——她恰好想喝一杯，我恰好坐得够近。

刚才她说“希望您能找到属于您的归属”，这一句我打算铭记良久。至于那位在温哥华被人称作艺术家的朋友，此刻大概在另一座城市的某张皮子上落针，将他人想要的图案一点点刻入——他自己从不肯承认那是艺术，正如她从不肯承认，把故事唱完还要笑着说谢谢是一种本事。

而我呢，我还是那个不会停留的记录者，今夜多记下了一位穿旗袍的歌者，和一段关于牢笼的话。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