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经病

在她之后，我又在地下通道里遇见一位唱歌的人。

那是夜里十点多，通道顶上那排老式发黄的灯，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地亮着，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忽长忽短。穿堂风从这一头灌到那一头，裹着潮气、烤红薯的甜腥，还有不知哪家馆子倒出来的泔水味，一阵一阵地扑在人脸上。她就在风口的另一侧唱，怀里抱着琴，脚边摊开一块布，布上压着几枚硬币和两个空了的酒瓶，瓶口朝上，像两截举起来却没有敬出去的手。琴声断断续续，唱到高音处便有一点抖，可她自己浑然不觉，眼睛望着通道尽头那一小块亮着的出口。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鞋底都被水泥地的凉意浸透，才终于越过周围的酒瓶上前表明想交流的意图时，她只留给我一句：

“神经病吧，你看你这穷酸样还学人采访，我怎么样生活与唱歌是我自己的事，你问那么多干嘛？有病吧？自己先打理好自己再说吧！”

那几个字砸过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应了一声，很轻，像是还想行一个礼，礼没有行完，话也说不出来了。通道里人来人往，有人绕着我走，有人回头看了一眼，又很快把头转回去——这座城市里站着发呆的人太多了，谁也不会为多停留一秒。我的手指在袖口里蜷了蜷，指尖是凉的，耳朵却烧得慌。我把那句原本准备说出口的感谢咽了回去，像吞下一口带沙的酒。

一顿慷慨激昂后，我直接成了隐形人，她转身跟自己朋友商量去哪里玩乐了。我愣在原地，身边突然有个人给我说：

“她啊，觉得自己唱歌非常棒自己极具天赋，以为自己懂得了这世界的规则，不会听任何建议，更不会跟没钱的人来往，谁能让她有利可图她才会愿意‘交流演戏’，她唱歌是挺好的，只是感觉跟一个机器人一样，所以我跟她，也没有我想要的结果了，人原来是会变得。对不起，喝多了酒，说得太多了，以前她不是这样的。不过，不好意思，我替她给您道个歉。”

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头发乱着，手里拎着一个喝了一半的酒瓶，眼睛因为酒的缘故泛着光。他一口气讲着，讲到后半句忽然低下去，像是自己也怕这些话被风送到那边去。说完他还朝我点了下头，那一下点头比刚才那一场骂要重得多，压得我胸口也跟着沉了一下。我扶了扶头上的线帽，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只滚出一句谢谢。

话毕，我也说了句谢谢，而后只能灰溜溜地带着穷酸气走了。

走出去几十步，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琴声已经停了，她把琴靠在墙上，正和朋友笑闹着收拾那块布，硬币落进布袋，发出很闷的一串响声。灯光把那一片照得发黄，像一张洗旧了的照片。我在心里替她把刚才那句歌唱完了，唱的是哪一句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只知道那调子在我耳朵里绕了两圈，才散进穿堂风里去。

我其实很理解这样被对待的原因，因为都是慢慢学会平视与尊重，以前的我又何尝不像她？但目的却不一样，我是觉得他人没有灵魂，不会思考，就像傻子似的跟在他人脚步后，所以我不愿意跟人接触交流，又或者说是抵触。

那时候我看谁都隔着一层玻璃，看谁都觉得对方是先转过身去的那一个，于是我先把自己关起来，还当那是清醒。如今被人当面顶回来，我才咂摸出一点滋味来：原来我从前的那种不肯低头，和她此刻的这种不肯平视，是同一种东西的两张脸，只不过她把它举在外面，我把它藏在里面。她骂我穷酸的时候，用的正是我当年看别人的那种眼神；等到这眼神落回自己身上，才知道有多疼。

我总是思考那一些蛛丝马迹，不仅是历史的循环更替，又或者是大自然的客观展现，又比如体悟他人文学和哲学的智慧，以前的我以为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后来发现不是的。我像个另类，怪胎一样。

怪胎的难处不在于被人指认，而在于你自己也常常指认自己。深夜回到住处，镜子里那个人头发上还带着通道的潮气，我看着他把帽子摘下来挂好，看着他把那只磨破边的靴子脱掉，一句话也说不出。你说你是来记录的、来听的，可人家凭什么要把自己交给你呢？你连自己那一身穷酸都没打理利索。这样想过之后，我倒也不急着替自己辩解了；被拒绝是本分，被善待才是意外。

而今有两个总结，一个自嘲的总结：可能是命好，闲得发慌；另一个是每个人其实已经懂得自己，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路而已。反倒是我过于理想化，偏执了。

说着偏执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一个人把尊重当成天大的事去四处求告，这件事本身，在别人眼里大概就已经够偏执的了。可我还是想把这份偏执揣着，哪怕它换来的只是一句拒绝。她选她的路，我走我的路，两条路在这条通道里撞了一下，撞出几声难听话来，也就各自散开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现实里，我也确实像极了神经病，没有任何身份与正当理由就去冒昧打扰。是自己的冒昧。但我还是有个不争气的希望，希望被尊重，即使他人一无所有，只是作为一个人被尊重。

那位替她道歉的醉酒男人，大概并不知道自己那句话有多重。他没有琴，没有布，也没有可以交换给别人的东西，可他弯下腰来给了我一份礼节。原来平视这件事，从来不在有没有钱、红不红、懂不懂这世界的规则，它只在一个人肯不肯把另一个人当成人来看。这一点，我今天是在被拒绝之后才学会的，学费是一整晚的耳朵发烫。

这让我想起她所唱的歌《一生所爱》，这首歌表达的似乎并非如此。倒是那位恋人让我明白了一生所爱。

我这里说的恋人，不是这条通道里的两个人，是《先》里那一对相爱的人：一个以为对方要走，一个用走来求证自己被爱着。被当面顶回来的这一晚，我才听懂那首歌。一生所爱未必是相守到最后，而是在彼此还肯说话的时候，有人肯把真话讲完。我原先以为唱歌的人才有故事，这一夜之后我改口了：挨一顿骂也算一种故事，只要它没让人变得不肯再开口。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风还在追着我吹了一段。地上湿漉漉的，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只有路灯把雾气照成一团一团的黄。我想，唱歌的人明天还会来，喝酒道歉的人明天大概不记得今晚说过什么，而我这个过路人连明天会不会再来都不知道——我们三个人在这条通道里交错了一小会儿，就各自散回各自的黑里去了。

整理好情绪，我便买了酒走在回去的路上。今晚我不过是这个城市的过路人。明天我还是会离开的。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到天明了。

天明了，也就够了。仅此而已。

我在本子上另起一行，写下此行第二句：不是每一位歌者都愿意被记录，被记录也不是他们的义务。这一行我抄得很慢，因为承认它比挨一顿骂难得多。骂是明账，不肯被骂是暗账，暗账只能自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