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似梦

在岁月里，我们的记忆由书信、绘画记录，转到后来的相片、录音带与录影带。

而今我们所期望的，是他人用其天赋去表达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高远，只是想起自己口袋里那支很少再写字的笔，想起从前有人把一封信折得四四方方塞进我手里，而我当时只顾着赶着人生路。信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可那种被人认真写下来的重量，我一直记得。大概人到了某个年纪，就开始对这种重量变得敏感起来。

说到这里，不会有人在意我是怎样的人，又或者有着怎样的经历。

但我想自作多情地自我介绍一下，因为这关系到我后面的主题与表达。

我，一个不会停留的普通记录人，不像当事者那样或多或少凭一步登天的幸运去成长，也不如当事者那般天赋异禀，更没有他们的勇气站在舞台上表达他人或自己的感情、感受与感悟。

我只是想记录我所遇见的歌者。

也自私地想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用心的听者。仅此而已。

而在我决定做这件事之前，我也曾经历过世俗里所谓的灯红酒绿和虚伪恭维，见过太多权衡利弊的金钱游戏，玩弄人心。

曾经我是当事人，如今是见证人，更直白地说，是一场新的自我救赎。

好了，进入正题吧。

我因自己的选择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前的我知道自己，又不知道自己。

我知道自己，是知道自己的感性与理想主义，知道现实，所以我要藏着自己的理想主义，藏着自己想走的路，一次次跟自己对抗，对抗着对艺术的坚持和纯粹，对抗着自己的现实本性，就像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我身体里不停地打架一般。

这也证明了自己对于艺术的不坚定。

随着经历变故，遇到的人与事，我慢慢地去寻找和重新拼凑自己，于是用了最后的仪式感，也就是接下来的记录经历，去完成我艺术生涯的句号。

出发之前，我在本子的第一页写下一行字，抄的是那首小诗的末句：君于何处短驻。那时我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只当是一句好听的旧词。我同时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条是把每一位歌者说过的话原样留下，不替他们添加评判；另一条是这本书要从哪一句开始，就该在哪一句结束。后来的路证明，第二条最难守住，我差一点没能回到那行字面前去补完它。

从此不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为了重塑与珍惜。

这份仪式简单得近乎寒酸——一张车票，一件旧外套，一个走哪背哪的包，还有一双愿意停下来听完一首歌的耳朵。我没有给自己定计划，也没有列要见几个人，只是想着既然要记录，就从最不像舞台的地方开始。

我记得那时候正是冬天最难熬的一段，白天短得像别人施舍的，天一黑风就硬起来。我在好几座城市之间来回跑，行李始终是同一件，住的地方也都是能躺下就行。走的地方多了，人的话反而会变少，只剩下听；而我那时最想听的，就是那些没有舞台也照样开口的人。

记得多年以前，我第一次遇见这位歌者是在人流穿梭、不太通风且带有异味的地下通道里，她背着一把浅木质色吉他，旁边放着黑色谱架，没有麦克风，只有感情与嗓子，一双手在冬夜里有些通红却没有停下拨动吉他的动作。

那条通道是城市冬天里最老实的一段路，风从这头的口子上灌进来，从那头的口子上挤出去，谁也拦不住。人的衣角、围巾、塑料袋都被这股风推着走，她的头发也被吹起来一次，又落回去。琴声就是在这种穿堂风里出来的，起头几个音被风削薄了，往后反而显得更清楚，像是越挣越小声的东西才越听得真。

通道的味道很难形容，混着别人的吃食、潮湿的水泥，还有不知哪家排风口吹出来的暖气味，闷在一处散不开。这样的地方本该让人只想快点走过去，可偏偏有人在那里唱歌，于是这段路忽然就有了一个可以停的理由。我自己也说不清那一刻是被琴声留住，还是被那股冷风推着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通道顶上的灯坏了一盏，亮的那几盏也是发灰的白，照在人脸上谁都不好看。可就是这些不好看的面孔，走到她那一段时会慢下来半拍，有人侧一下头，有人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摸手机，也有人什么也不做，就那么走了过去。我心里替这些人可惜，又立刻觉得自己没资格可惜，因为我自己也不过是刚挤进这一小圈驻足里的人。

唱的歌曲在当时我并没有听过，却触动了我。

我停下脚步转身慢步过去，寻了一个角落听她唱这首歌。

那个角落里堆着两块别人搬剩下的木板，我靠着站下，把下巴缩进领口。冷是从脚底一层层往上爬的，爬到膝盖就变成一种钝钝的疼。我没觉得难熬，反倒愿意就这么站着多待一会儿，人在很冷的时候听觉会变得很诚实，平时不会被一句话碰到的地方，那时候全都露在外面。

有段歌词是这样的：“你先走，我先留，可是谁先把永远当作瞬间，又是谁先把瞬间停留到从前。”

我把这句在心里慢慢过了一遍，第二遍比第一遍疼。说得这样轻巧，其实里面全是不肯先低头的人；两个人都以为自己在等对方回头，等着等着就把可以说话的日子等完了。“永远”被当成“瞬间”来花，“瞬间”又被拉回“从前”去反复看，看一次就少一点，最后连心疼都要排队。

我站在那里想的其实更远一点：写词的人未必知道自己写下了什么，往往只是把心里那一团东西顺口放成了句子，听的人却拿它去套自己的账。所以我一直觉得唱歌和听歌是不对等的，唱歌的人给了一次，听的人自己又演了很多遍，最后感动的是听的人，唱歌的人收拾好琴就回家了。想到这一层，我对她更生出一份歉意似的敬意。

这个词我听到的感受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拧巴与矛盾，不是故意相互伤害，其中一个以为对方要走，另一个只是用走来让对方挽留，以此来证明被爱着，被坚定选择着。

这份感情的阴差阳错，实在令人悲伤。

就因为其中一个人的爱是成全，所以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收场，明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时间也对不上，到最后只能怪一句缘分。我不大喜欢这两个字，它太轻，把人家的犹豫、忍耐，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一笔勾销了。我倒宁愿承认，这就是两个人各自选择了自己敢选的那条路，只是两条路没有交汇而已。

回到歌者这里。

她的嗓子很适合唱民谣，带着清晰又略带沧桑的感觉。看看她，也就明白了，穿着很简单，一件黑色外套里面配了白色T恤，一条紧身黑裤，一双不知是否加绒的深棕色靴子。

那双手我看得最久。指节被风吹得发红，指尖更是红得快透，按弦的位置起了一层干皮，虎口那里贴着一小块胶布，边缘已经卷起来了。就是这样一双手，换和弦的时候没有一点迟疑，第一个音下去就是干净的。冬夜把手冻成这样还能不停下拨弦的动作，我想这不是毅力，是练了很多年的人才会有的固执。

她唱这首歌时我并不清楚她想起了什么往事，眼神由坚定变失落，最后散发成释怀。

这三种神色在她脸上一共也没多少工夫，可我坐在冷处看得格外分明。坚定是对着曲子来的，失落是对着自己来的，释怀则像是唱到最后一句忽然觉得无所谓了——反正该走的都会走，反正天一亮这条路就要还给赶早班的人。

她的表情努力保持着平静，兴许不想被人看见她掩饰掉的以往吧。

我被她莫名牵动了，虽不足以成为长期把酒言欢的朋友，但今晚，我想去跟她聊天交流。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一路上被拒绝的次数已经够多了，多到我已经开始习惯先想好退路。可这一回我没打算开口说什么采访的话，只是想问问那首歌，问问她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唱自己写的东西。想去就去，这也是我这趟路上唯一还舍得保留的一点莽撞。

看着地下通道人们走走停停，她好像成了这个世界里的主人，只是过往人不用为她交费，仅此而已。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我确实这么想了。主人这个词太大，说到底她只是在一小块地上，把自己会唱的东西认认真真唱完了，唱给愿意听的和不愿意听的同样一份。

等到她收拾好了一切，我起身，拍掉身上的灰尘，然后走到她的面前行了一礼道：“也许您的世界是月光，只是在地下通道里看不见，我并不想打扰到您，只是想聊一聊关于您唱的歌，请问我是否有这荣幸？”

她说这话之前，我其实先在原地把要讲的句子在心里排了两遍，第二遍比第一遍更绕，因为我怕话说重了唐突，又怕说轻了她不当回事。等我真的走过去，腿是软的，手心倒有点汗，冬夜里出汗这种事本身就够狼狈了。

她怔住，瞄了一眼我，然后玩笑性地带了一句：“您是喜欢正方形的吗？太规矩了。”

而后又说着：“一直在这听我唱歌我便很感动了，人是相互的，感谢您的欣赏，我也很愿意跟您聊聊天，兴许我孤独了吧。”

听完后，我明白她也许等着一个能够倾听她的人吧。

她说“孤独”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是上扬的，像把一句真心话包装成玩笑递过来，接得住就接，接不住也不至于难看。我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心里同时替她尴尬又替自己脸红——我这套举止在别人眼里大概确实像个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笑起来说我是神经病的也不止一个了。可我还是只会这样说话，改不了，也不想改了。

跟着她去了附近的咖啡馆，配合着地下通道的氛围，我们坐下交谈。

推门进去的一瞬间，玻璃门上那串小铃铛响了两下，暖气裹着一股咖啡豆混着奶的味道扑上来，把我身上那股通道的冷气顶得干干净净。我这才发觉自己的手指是僵的，走路时膝盖都在打颤。店里的光不亮，黄得像是被水泡过，木桌沿磨出了浅浅的白，墙上挂着几张看不清年份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人也都不看镜头。

在这样的光底下说话会让人放松警惕，声音也不用抬高，对面的人说什么你都得凑近半分去听。我坐下的第一件事是把围巾解下来搭在膝上，第二件事才是问她想喝什么。这些细碎的动作让我有一种回到人间的错觉，刚才那条通道反倒像是隔了一场梦。

她选了靠窗的位置，小心放下吉他坐了下来，隔一分钟望着窗外说着：“我唱完歌，基本都在这里点杯柠檬水，在这里发呆放空，感觉生活这样就可以了，我也习惯了，白天有自己的稳定工作，夜晚就去刚刚的地下通道里唱着自己。”

“你说生活是不是就该是这样？”

她把吉他靠在椅边，一只手还搭在琴颈上没有马上收回来，像是怕它倒了，也像是还没从那首歌里出来。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她说了句柠檬水，然后转头看我，我也点了同样的。两杯一样的东西摆在桌上，倒显得我们之间少了些陌生。

柠檬水端上来时杯壁挂着一层水珠，冰块化得慢，柠檬片切得很薄，浮在最上面。我握着杯子暖手，一时没答她的话。她这个问题问得很随意，可随意的问题最难答，因为它其实是把自己的活法摊在你面前，等你说一句真话。

我静静地看向她目光所及的地方，那是一个许愿池，灯光照射出来的美感让人觉得如镜花水月。

池子不大，一圈石头垒得很随意，中间的水被底下的灯照着，一晃一晃地碎开又合上。水面上浮着几枚看不清面值的硬币，也有两张叠起来的纸币，湿透了贴在池底。有人扔的时候是很虔诚的，扔完就走，把要说的话全交给了那一声“叮”。

我看了那池子很久，越看越觉得它像一个不收门票的听众席：谁都往里丢一点东西，丢完并不指望谁来回应，只是需要一个动作把自己的心愿安放下来。这样一想，倒和她抱着琴在通道里唱歌有点像，一个往外给声音，一个往里丢心事，两边都算不上亏欠。

“您觉得许愿池是什么呢？您的愿望呢？”我突然这样问她。

问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直，直得像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去摸。可她并没有恼，只是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这让我更觉得自己冒昧，赶紧补了一句说是随口乱讲，她摆摆手说没关系。这一段小小的难堪，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她愣了许久又讲着：“我很喜欢唱歌表达，我做的工作是因为身边的人说着这样稳定，我也明白这里面的规则。”

隔了一会她又补充道：“以前有个人，她说她不像是规则里的人，所以并不喜欢待在有规则的地方里面，但是没有规则的地方却要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于是后来她出去学习她的生存方式了。我们当时约定了，如果哪天她没找到累了回来的时候，有我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并不想出去，可我想留她在身边，但她是自由的，我除了等待也别无它法了。然而等了这么久，我在这里扎了根基，她却丰富了她的生存方式，这是无果的。因为循环便是选择，人们也许会忘记最初的记忆吧。”

她讲这段的时候手一直在转那只杯子，柠檬片贴在杯壁上，转一圈又滑下来。说到“她是自由的”那句，她抬眼往池子上看了一眼，很快又低下去。我听着不敢插话，只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有我在”这三个字——一个人愿意把这三个字守这么多年，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很难得的坚持了。

店里安静了一阵，只有制冰机偶尔咔啦响一声。那阵沉默不让人难受，反而像两个人一起把什么东西放下来歇了口气。我趁这口气的工夫把她的话翻了个面：她没有怨那位出去的人，也没有说自己留下是委屈，她只是把结果说清楚了，清楚得像在念别人的账本。可越是这样平静的说法，越能听出里面有过多少晚的等待。

“循环便是选择”这句话我后来咀嚼了很久。人总以为自己是先有了处境才做了选择，其实多半是选了一次之后就一直在那个选择里打转，转到后来把当初为什么选的都忘了，只剩下继续。她说的无果，也不是失败，只是两条路各自长开了，再没有交集而已。

当她说完了这些，我大概明了她的孤独了，不被人理解与不被人倾听的无奈，却不得已迎合周围的环境达到自己的生存目的，不过哪有什么不得已，不过也就是选择而已。

我看着她的眼睛微笑着讲：“以前有个傻小子，周围的大人都说他傻，给他讲道理说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如今不变，可过了十年二十年呢？你能否保证对方不变吗？”

这个傻小子说：“我知道自己，我不变就行了，为什么要求别人跟我一样这样去选择呢？”

大人们听了都大笑跟他人聊天去了。

可是大人们忘记了他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傻小子，他们变了，不过是选择了自己生存方式的适应规则罢了。

他们忽略了这些变化却未曾忘记，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变化让他们改变了，他们如何忘得了呢？

这段话我在心里其实排练过很多遍，说出来仍然磕磕绊绊，因为我要讲的不是道理，是我自己这些年怎么把自己弄丢又怎么一点点捡回来的过程。她听完之后没有立刻回话，只是伸手把那杯已经淡了的柠檬水推到我这边一点，示意我再喝。这个小动作比任何回答都让我安心。

话毕，她又沉默了，而后会心一笑，我随即问她：“那首歌？”

“就是我选择坐下来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很喜欢！”

她看了看我，似有所思，答道：“歌名是《先》，我写的这首歌，不出专辑的哦，您不能下载的哦。兴许您可以给我联系方式，我心情好的时候给您录一段？”

看着她露出“奸诈”的笑容，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边掏出手机留下联系方式，回道：“您这样要一个陌生人的方式，我很吃亏的，不过可以听您唱那首歌也没差了。”

长聊许久已成深夜，离别在所难免，因为我们还要准备明天的到来。

走出店门时，外头的风比先前小了些，路上的车还是那么多，一辆辆红尾灯连成一条不肯断的线。她把吉他换了个肩背，我帮她把那袋围巾往上提了提，她说了声谢谢，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黑色的背影越走越小，直到拐进地铁口的人流里不见了。

第二天夜里我一个人回到那条通道，站过的角落已被别人占了位置，风还是从同一个口子灌进来。我待了不到两分钟就走掉了，觉得自己像个来迟了的听众。仅此而已，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分别时她说了这次见面的最后一句：“人总是要往前走的，谁都不曾停留，谁先走谁先留，也都不过雾里看花，花似梦，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

离别之后没多久，收到了她一条消息，留下了地址。大概过了四五天，收到一张来自她的签名专辑，里面还有一封信，写道：“全世界仅此一张。”

包裹外面缠了很多层胶带，边角还是磕瘪了一块。拆开以后那张唱片躺在薄薄的泡沫里，封面上有她的手写签名，字迹比我想的要用力。信纸只有半页，折了一道痕，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我后来把那张唱片放进机器里听了一遍，听的就是地下通道那一首。同一个词，同一副嗓子，在房间里听起来反而没有冬夜里那么疼了。我想大概是那时候的风帮了忙，也可能是她自己唱得比那晚平静了些。仅此而已。

我把那张唱片收在包里最里层，没有摆出来。有些东西一旦摆出来就变成了装饰，而它是别人认真给的，不该拿来装饰。后面我又去了别处，遇见过更多唱歌的人，可这张仅此一张的东西始终压着我的包底，让我不敢随便跳过哪一首歌。

我在第一页那行字底下添了一句：谁先走，谁先留。往后的每一座城、每一位歌者，我都在心里拿这六个字问一遍，再把各自的答案记在下面。《先》那首歌给了我第一个答案，可惜并不完整——它只说两个人都以为对方要走，却没有说最后究竟是谁真的留下了。这个缺口我带在身上走了很久，久到要在一路的歌声里，一点一点补上。

第二天我还是照常起了床，天照样亮了，街上照样堵车，地铁里照样没有人抬头看谁一眼。只是我出门的时候会绕到那条地下通道的另一头走，走得不快，路过那块空地时脚步会顿一下。那里已经换了别的味道，别的声音。明天还是会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