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工作聊起来吧。”

　　莱恩把啤酒杯放在吧台上，食指在杯壁上凝结的水珠上划了一道弧线。

　　他大学的时候也兼职做过服务员，不是这种酒吧，是学校附近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连锁快餐店。

　　那家店的制服是红色的，围裙上印着企业logo，经理会在每个月底把排班表贴在休息室的门后面，迟到五分钟就扣半小时工资。

　　瑞娜翘起二郎腿面向莱恩，她丰满的大腿在银色短裙的边缘挤压出一道柔软的弧度，小腿上有一小块淡青色的旧淤痕，大概是在桌子角或某个不听劝的客人手上撞出来的。

　　她把那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之后，左脚的高跟鞋开始在空气中一晃一晃地摆动，鞋跟和脚掌之间那个已经磨出了金属骨架的位置随着晃动发出极其微弱的嘎吱声。

　　“工作啊，也就那样吧，每天下午五点开始上班，到凌晨五六点。工作内容的话，我估计全世界的服务员都差不多啦。”

　　她把“差不多”这个词的伊利比亚语尾音拖长了将近一拍，两个音节之间插入了半个懒洋洋的哈欠。

　　瑞娜的肩膀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往下降了降，脊椎靠在吧台边缘的角度变得更斜了，整个人在吧台凳上舒展开来。

　　那种舒展的性质不同于刻意的、用来吸引客人注意力的姿态，而是难得遇见一个没打算在她身上做什么的客人之后，身体终于可以不再保持紧绷状态的自然放松。

　　“薪资水平呢？会签合同么？”

　　莱恩拿起一根薯条塞进嘴里，薯条已经凉了大半，外皮从微焦变成了微韧，盐粒在舌尖上融化之后剩下的是土豆被炸过两次之后那种偏干的淀粉甜味。

　　他用拇指擦掉指尖上沾的盐粒，然后重新拿起触控笔，他下意识地想去摸平板电脑做记录，但平板不在身上。

　　便服的口袋里只有一把枪和几张揉皱的欧元纸币，莱恩把手放回吧台上。

　　瑞娜歪着头看着莱恩。

　　她的紫色亮片眼影在头顶那盏时亮时灭的LED灯带照射下闪了一下，又暗了。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那种目光和之前靠在他身上推销沙发服务时截然不同。

　　瑞娜不再评估一个潜在客户的支付能力和需求，而是在重新归类，她把头歪向另一边。

　　“你是搞调研的？好吧好吧，你都付我小费了。”

　　她的嘴角往上翘了一下，这次的笑意里多了一层被识破之后反而松了口气的坦率。

　　瑞娜把啤酒杯从莱恩手边拿过来又喝了一小口，嘴唇贴在她刚才留下的口红印旁边，杯沿上又多了一小片暗红色的痕迹。

　　咽下去之后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手背上的皮肤在吧台射灯下显得比脸上更粗糙，关节位置的纹路很深，指甲边缘有好几处倒刺被撕掉之后留下的小伤口，有一处还在往外渗着一点极细微的血珠。

　　“我这样的服务员一天五十欧。”

　　她在说“五十”的时候把五根手指张开朝莱恩晃了晃，指甲油是鲜红色的，但右手中指的指甲油已经缺了一大块，露出下面被烟熏得微微发黄的指甲本体。

　　“合同什么的不会有啦，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搞得那么正式呢。”

　　瑞娜笑了一声，那不是一个自嘲的笑，而是一个人对不合时宜的问题的本能反应，像有人问沙漠里的蜥蜴为什么不在树上搭窝。

　　伊利比亚语里“正式”这个词被她用了一种奇特的变调，把重音从第二个音节挪到了第一个音节上，这是当地方言特有的发音习惯。

　　莱恩在教材的附录里见过这种变调规则的注释，但这是他第一次听人在现实中这样发声。

　　“不过服务员在这里收入的大头都在小费和特殊服务上，运气好的话一个月到手五六千欧元，还是得看生意啦。”

　　“特殊服务”这个词她说得很自然，伊利比亚语里有好几个词可以指代这个概念，她选的那个是最直接的。

　　说这个词的时候她的目光往莱恩身下瞟了一眼。

　　那种反应的性质不是调情，而是某种条件反射式的确认，确认对方的反应是感兴趣还是尴尬，然后好决定下一句话该往哪个方向拐。

　　莱恩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炸鸡腿的骨头放在藤编篮子旁边那张已经沾了油渍的餐巾纸上，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很干净。

　　瑞娜把目光收回去，又喝了一口啤酒。

　　泡沫在她上唇边缘留了一条白线，她用手指抹掉了。

　　莱恩把话题从工作慢慢往旁边挪了一小步，问到了生活。语气没有变化，用词没有变正式，听起来还像是在接着刚才的话题。

　　瑞娜回应得也很自然，大概是因为在酒吧里跟一个付了钱的陌生人聊自己的私事，比跟邻居或亲戚或政府派来的调查员聊这些更安全。

　　然后话题再从生活往旁边挪了一小步——圣何塞。

　　这座城市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流浪者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男人去哪了，为什么全是女人和孩子。

　　瑞娜说到这的时候把翘着的腿放了下来，高脚凳的坐垫在她体重重新施加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比之前更小的闷响。

　　她把啤酒杯放在吧台上，用手指在杯壁上画圈，水珠在被指尖抹开之后重新凝结成新的水珠，顺着玻璃杯壁往下滑，在吧台上留下一个微小的圆形水印。

　　一个底层女性视角下的圣何塞，在莱恩脑海里缓慢地拼出了轮廓。

　　圣何塞的单亲率非常高。

　　瑞娜用了“非常高”这个词之后停了一下，然后换了一个更准确的词——“正常”。在这座城市里，一个孩子同时拥有父亲和母亲的家庭结构才是不正常的。

　　前些年的内战和外战消耗掉了大量的男性人口，政府军会到每一个街区登记，在男人名下打勾。瑞娜用了“登记”这个词，然后停了一下，改了——“抓”。

　　从十二岁的男孩到七十岁的老头，只要能站得起来走得动拿得起枪或者拿不动枪但可以被训练到拿得动枪，全部带走。

　　她有个邻居家的男孩，十四岁，被带走的时候还没发育完，声音还是童声。

　　三个月后送回来的是一张阵亡通知书，通知书上的名字拼错了一个字母。

　　孩子的母亲拿着那张纸去兵营找人纠正拼写，被岗哨拦在门外，她在门外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把那张纸带回了家，用圆珠笔自己在错误字母上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上对的字母。

　　“也就这几年稍微太平一点。”

　　瑞娜说，她用的是“稍微”，伊利比亚语里表示程度轻微的那个副词，尾音往下沉了一度，表示“太平”这个词本身已经是夸张了的。

　　街上的流浪者大多不是格拉纳达人。

　　他们是格拉纳达兼并掉的周边小国的人，格拉纳达在这些地方的军事行动被政府控制的媒体频道称为“统一进程”——瑞娜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变得很平，像是在背诵教科书上的定义。

　　她背完之后把杯子里的啤酒一口喝完了。

　　瑞娜有个远房亲戚就是从被兼并的地方来的，那个女人带着三个女儿，丈夫在格拉纳达军队开进镇子的第一天就被带走了，说是去“接受审查”。

　　审查持续了两年，丈夫没有回来过。

　　女人和三个女儿被军用卡车运到圣何塞市中心的一个集结点，和其他几千个女人孩子老人一起被登记为“军属保护对象”，每人发了一张塑封的身份卡，卡上的照片是在卡车的篷布下面拍的，光线灰暗得几乎看不清五官。

　　然后她们被安排在城西那片废弃工厂区的临时住所里，身份卡上印着“受保护人员”，背面的小字条款写着“受保护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区域，违者取消保护资格，后果自负”。

　　“军属保护。”瑞娜嘴里把这个词组用伊利比亚语又说了一遍，每一个音节都念得很标准，标准的程度和她背诵“统一进程”时完全一致。

　　莱恩手里的啤酒杯停在半空中。

　　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脑海里浮现了一个画面，某个海啸防务内部情报系统里不会出现的画面。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那些跪在纸板上写着伊利比亚语求救文字的老人，那些在轿车的防弹玻璃外面伸着手但没有声音的嘴。

　　他们手上那张塑封的身份卡上印着的“受保护人员”和他们面前纸板上写着的“帮帮我们”之间隔了多远的距离。

　　莱恩没有把这个画面说出来，他把啤酒杯放在吧台上，食指在杯壁上继续画圈。一圈。两圈。三圈。

　　瑞娜自己就是个单亲母亲，她今年十九岁，伊利比亚语里“十九”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奇特的平淡——像是在说一个和自己的实际年龄毫无关系的数字。

　　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莱恩在脑子里做了一道不算复杂的减法：十九减三等于十六，他没有开口确认这个计算结果。

　　瑞娜在说到“儿子”这个词的时候把手机从抹胸内侧掏了出来，手机壳是粉色的廉价塑料壳，边缘已经摔出了好几道裂纹，裂纹里嵌着从各种吧台上沾回来的污垢。

　　然后用拇指点亮屏幕，翻了几张照片给莱恩看。

　　照片上是一个圆脸的小男孩，头发卷曲，皮肤比瑞娜深一个色号，穿着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T恤，T恤的袖子偏长，显然是他妈妈从二手市场买的。

　　照片的背景是一间灯光偏暗的房间，能看到墙角放着一堆旧玩具和一张铺着碎花床单的床。小男孩正冲着镜头笑，门牙缺了一颗。

　　“平时由我妈妈照看。”

　　瑞娜说到她母亲的时候，拇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划了一下，翻到了另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老人抱着那个小男孩，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背后是一扇拉着旧窗帘的窗户。

　　老人的头发灰白参半，脸上的皮肤在颧骨位置绷得很紧，眼睛和瑞娜长得极为相似，同样的大，同样的深褐色虹膜，但眼眶下方的色素沉淀比瑞娜更严重。

　　瑞娜还挺感激目前的这份工作的。

　　她的语气在说“感激”时没有变化，和说被带走只配去打仗的男人、说被卡车运到集结点登记为“军属保护对象”的女人孩子老人、说在兵营门口站了一下午就为了纠正阵亡通知书上一个拼写错误字母的母亲，用的都是同一种语气。

　　一个和她发生过几次关系的本地佣兵把她推荐给了酒吧老板，面试的时候老板让她脱掉上衣，她脱了。

　　银色的短裙和黑色蕾丝抹胸是老板发的制服，每周需要交五欧元的清洗费，从工资里直接扣。

　　她的收入在圣何塞绝对能超过至少百分之九十的普通民众，有时候甚至比莱恩都高。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朝莱恩眨了一下眼，那个眨眼是一个十九岁的单亲母亲对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生存状态做出的最接近骄傲的表达。

　　她靠在酒吧里陪客人喝酒聊天和偶尔提供额外服务，用每个月可能超过五千欧元的收入养活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和一个年迈的母亲。

　　在这座所有人都灰头土脸地往最底层滑去的城市里，她站稳了，靠她自己。

　　聊天的最后，瑞娜从高脚凳上跳下来，银色短裙在她站直之后往下滑了一截，她用手在臀侧拉了拉裙摆的布料，重新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她弯下腰凑到莱恩脸前，用嘴唇在他脸颊上碰了一下，力度轻得像被一根拇指擦过。口红在莱恩颧骨靠下的位置留了一个不完整的暗红色印痕。

　　瑞娜对着他比了个飞吻，手指从嘴唇上弹开的动作流畅而熟练。

　　五十欧元的小费也就够买这么多时间，瑞娜做了个“拜拜”的口型，然后端着空托盘转身穿过舞池里那些还在扭动的身体，走向吧台另一头一个正在挥手的客人。

　　舞池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毫无变化，低音鼓点依旧砸在所有人的胸腔共振点上。

　　莱恩在吧台前独自坐了一会儿。

　　他把杯底的啤酒都喝完，起身走过低音轰鸣的舞池边缘，推开那扇被粗大军靴和保安指纹磨得发亮的铁门。

　　圣何塞的湿热空气重新裹住他，酒吧霓虹招牌的粉红色灯光把街边一滩积水照成了稀释后的血浆色。

　　莱恩把瑞娜说的话在心里快速整理了一遍。

　　单亲率、强制征兵、被兼并地区的人口转移、“军属保护”制度的实质功能，这些信息和他昨天在防弹轿车里观察到的流浪者人口结构异常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印证。

　　奥斯瓦在会议上吹嘘格拉纳达政府军是“最好的合作伙伴”，蒙德将军是“非常有胆识、有魄力的年轻人”。

　　但奥斯瓦没有提过，政府军用来合作的不只是枪械采购合同，还包括那些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男人、被卡车运到圣何塞的“被保护”的家属、以及那些抱着一字排错的阵亡通知书在兵营门口站一个下午的母亲。

　　莱恩在夜色中往酒店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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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娜下班的时候，圣何塞的天际线边缘泛起了一层极淡的灰白色。

　　凌晨五点四十七分，夜店的霓虹招牌灭了将近一半，圣母形象的粉红色灯管先关，然后是蓝色滚边，最后熄灭的是那行伊利比亚语的“甜心圣母”。

　　街道上的流浪者刚从睡眠中醒过来，有人在收拾夜间铺垫的纸板，有人正排队等候在警察每天中午分发食物的广场铁栅栏外面。

　　队伍已经排了将近一百米长。

　　瑞娜换掉了银色短裙和黑色蕾丝抹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T恤和一条洗得褪色的牛仔裤，头发编回了两条粗辫子垂在肩膀上。

　　脸上那些被蹭掉了一半的口红和紫色眼影已经被廉价卸妆湿巾擦干净，眼眶下方那片深紫色的色素沉淀失去了化妆品的遮盖，显得比工作时更重了。

　　她把高跟鞋塞进一个塑料袋里，换上帆布鞋，然后和其他两个刚下班的同事一起走出酒吧后门。

　　同事之一——一个同样穿着便服的女人，年龄比瑞娜大几岁左右，脖子侧面有一小块正在消退的旧吻痕——一边点烟一边用伊利比亚语说，“今天那个外地来的小帅哥跟你聊了好久，有戏吗？”

　　“没戏，人家就纯聊天。”

　　瑞娜把手机从裤兜里掏出来，翻看母亲在一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儿子今早有点低烧，已经喂了药，现在睡着了。

　　她回了一条：“马上到家。”

　　“纯聊天还给你五十欧？”

　　同事的香烟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亮了一下，烟头的橙色光芒短暂地照亮了她那张被烟熏得有些泛黄的门牙。

　　“这年头外地人脑子都怎么长的。”

　　瑞娜在岔路口和同事分开，她回家的路需要穿过一条窄巷子连接的居住区，巷子两侧是挤在一起的六层公寓楼，外墙上挂满了各种私自拉接的电线和晾衣绳。

　　晾衣绳上还挂着几件被夜间湿气浸得半干不湿的衣服，在凌晨的微风里轻轻晃动。巷口摆着一只已经翻倒的垃圾桶，垃圾被野猫扒了一地。

　　枪口从巷子侧面的阴影里伸出来的时候，瑞娜正低着头给母亲发消息。

　　手机屏幕的冷白色光芒照亮了她前额，也让那个压在她太阳穴上的枪口投下了一道清晰的阴影。那是一把海啸防务的经典款碳纤维聚合物手枪，减重版。

　　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手掌宽大，五根手指上有四根的指节上覆盖着碳纤维保护片，指腹的力度在瑞娜的颧骨和下颌骨之间精确地停留在一个刚好让她发不出声音但不会直接碎掉骨头的临界点上。

　　枪口从她的太阳穴往下了移了半厘米，压在她的颧弓上方。

　　瑞娜的手指松开，手机摔在地上，屏幕朝上，母亲刚回的“好的，路上慢点”被溅在屏幕上的几滴不知从哪儿来的液体模糊了其中两个字。

　　“我问你答，说不出来就死，明白？”

　　被捂住嘴的瑞娜点了点头，她听到了自己的呼吸，每一次呼气都带着一股被闷在手心里反弹回来的潮湿热度。

　　眼泪从她睁得极大的眼睛里往外涌，沿着鼻梁两侧往下滑，流到捂住她嘴的那只手掌边缘，被手套的战术面料吸掉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顺着她的下巴滴在了灰色T恤的领口上。

　　“你今晚和那个外地的聊了什么？”

　　瑞娜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出来，她说得很快，快到吐出的那些词之间几乎没有停顿。

　　五十欧小费，工作聊到生活聊到圣何塞，单亲率，征兵，流浪者，军属保护，她的儿子，她的母亲，她十六岁那年，十九岁现在，甜心圣母酒吧，特殊服务，收入，比他高，都说了。

　　语音碎成一片一片从捂住嘴的手掌边缘挤出来，有些词因为泣音而走了形，但佣兵没有打断她，只是让她说，把今天这场谈话的每一个内容点全部倒空。

　　枪口一直压在她的颧弓上方，力度没有变。

　　瑞娜一边解释一边往话语的间隙里塞进很多遍“就是很常见的问题”。

　　她想让佣兵相信今晚没有什么不正常，她遇到的那个外地人就是一个好心的、年轻的、有点奇怪的、愿意花钱跟人纯聊天的外地佬。

　　佣兵听完了。

　　瑞娜说完了最后一个字，喉咙里只剩下细微的哽咽声，胸腔在灰色T恤下面剧烈起伏着，但捂住嘴的手没有松开。

　　枪口在她脸上又停留了片刻，然后佣兵把枪撤走了，把手也撤走了。

　　瑞娜的身体靠在巷墙上，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你今晚什么都不知道，明白？”

　　巷子里的阴影吞没了那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瑞娜沿着墙壁蹲下去，用手背擦掉脸上的眼泪和鼻涕。

　　那个声音消失了，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耳膜里敲出过快的节拍。手机还在脚边的地上，屏幕上的消息还亮着——“好的，路上慢点。”

　　瑞娜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凌晨的风穿过窄巷子，吹得晾衣绳上那些半干不湿的衣服轻轻摆动。

　　瑞娜捡起手机，用衣角擦掉屏幕上的液体，然后把手机塞回裤兜里。

　　她用手臂再次擦了擦脸，朝家的方向走去，脚步声在窄巷子里渐渐地、渐渐地恢复成了她在酒吧里端着托盘穿过舞池时那种被训练出来的轻快而稳定的节奏。

　　她的身后，巷子深处的阴影里，一个高大的本地男人从杂货铺半拉着的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手里捻灭了一根没抽完的烟。

　　他看了一眼瑞娜消失的方向，然后朝酒吧的方向走去，左脚的步伐依旧比右脚慢了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