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靈峯先生曰：“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乖。講《公羊》者，侈言大義，而以祭仲逐君為權，嬰齊後兄為禮，叔術妻嫂為賢，衛輒拒父為義。大義之乖，莫甚《公羊》。董子‘正心以正朝廷’‘任德不任刑’之對，‘正誼’‘明道’之言，所見至純，卓然高出兩漢諸儒。而所作《春秋繁露》，不能匡正師說，王魯絀夏，親周故宋，受命改制，穿鑿附會於《公羊》之外。《春秋決事比》則以商君之法說經，與張湯相授受，導武帝以深刻慘酷，持論全與平日相反。學無定見，搖惑於口說，拘牽於家法，遂至棄其素守，離經畔道，倡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不辭，墨守於何、徐，波蕩於劉、宋、龔、戴、王、廖，禍極於康、梁。於是公羊學遂為亂臣賊子、無父無君、犯上作亂之學，而大義掃地矣。則不能不歸咎於講公羊學者之初祖，董子固不得辭其責。以《春秋》當新王殷、周為王者之後，王魯黜周，無其權而空言革命，孔子必不若是之悖；以獲麟為受命之符，託《春秋》而明改制之義，受命改制，無其位而妄思僭王，孔子必不若是之逆；此《公羊》所不言者，而皆出於董子。《公羊》，《春秋》之罪人；董子，《公羊》之罪人；何休，董子之罪人；今之講公羊學者，則又何休之罪人。董子曰：‘王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藝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今之言改制者則易道矣，此又董子所不及料也。張三世，存三統，變一為元，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正月之王為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