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潘光旦是通才教育的积极推动者。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第205页，有一个小标题是“通才制造所——社会学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潘光旦教授的人文思想较他的优生学更为有名。他的治学原则是通，而这’通‘的原则又归究到人。人的人格有三方面：通性、个性、性别。这三方面要得到均衡的发展，人格才算完善。通才教育的目的无非在此。他说：‘难道人生的最后目的就只在做主义的忠实信徒么？’”抗日战争中，潘光旦在《自由、民主与教育》一文中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的国家里，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这让我想起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千万不要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只有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才是为国家争自由！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呢？文章认为这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但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却不是这样，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姑且不论，就连大学也成了造就高级匠人的场所。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这话又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厉批判。爱因斯坦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是有能力消解竞争、避免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如今国人仍然把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铁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通才教育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爱因斯坦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