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

　　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底才被迫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实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33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把“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同上，第52页）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4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