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讨论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

　　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那里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乃至法西斯战争由是而生。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

　　正在这时，中国大地因为内战而狼烟再起，把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之苦的老百姓再次拖入苦难的深渊。尽管如此，清华园里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再加上梅贻琦和潘光旦等人多年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下午3时，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的一流专家。会议讨论的事项如下：

　　一、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应使学生在毕业后可发展为有理想之工程师，并使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

　　二、大学工科学程为顾到......